体育要改革．上｜精英化“唯奖是图”？学者刘永松：成功但要优化

香港代表团三位运动员：张家朗、何诗蓓、江旻憓在巴黎奥运会为香港赢得2金、2铜的优秀成绩。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表示，香港体育精英化政策可称之为成功，相较周边国家，香港的精英化体育政策能在较少的的人口和资源条件下获得如此成绩，投资成本效益是最高的。但社会亦有不少声音批评过度精英化带来的问题，如资源分配过于集中导致精英非精英运动项目/运动员资源差距巨大、底层运动员难出头、精英家庭才能培养出精英运动员等。刘永松认为竞技运动自然以结果论高低，但提醒精英主义导致的过度商业化、“饭圈文化”等损害体育价值的问题。

从“志在参与”到“精英运动”

回顾香港体育精英运动的发展史，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认为应从1982年银禧体育中心成立开始算起，因为在此之前，香港没有足够的体育资源，运动员、设施、器材、训练中心都很缺乏，“那时香港对于国际运动舞台的奖牌期望基本上为零，主要是志在参与和提升自我。”但在后来在英联邦运动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多次取得奖牌后，香港开始萌发拿奖的欲望和动力。1996年“风之后”李丽珊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香港第一金”，突破了44年来“零奖牌”的历史。

香港运动健儿在各个国际赛事中挥洒汗水的同时，港府亦开始进行一系列体育政策改革，大力推动精英运动发展。1991年，银禧体育中心更名为香港体育学院（体院），并在1994年与当时负责促进康体活动发展的法定机构香港康体发展局合并，管理精英运动员培训计划。香港回归后，2002年民政事务局发出《生命在于运动》的体育政策检讨报告，正式订立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政策目标；2004年，康体局因财政混乱和功能重复问题被解散，体院则代替其成为香港体育精英化的重要一环，负责发掘、培训及发展具体育潜能的运动员，为运动员提供资源和平台，协助运动员追求卓越，在国际体坛争取佳绩。

政府对体院的投入不可谓不足。1999年，康体局为体院实施的“精英运动员培训计划”拨款的9,553万元。25年过去，政府对体院的拨款额度翻了近十倍，高达9.41亿元（2024/25年度）。为了给体院培养精英运动员提供稳定资金来源，政府更于2012年成立“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当年注资70亿元，在2018/19年度再次注资60亿元。体院还获得许多非牟利机构及商业机构，如香港赛马会、恒生银行、恒基兆业地产集团的赞助。但近两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未有提到体育发展，且三年没有相关专项拨款。刘永松指出，体育运动作为一个产业的概念刚刚兴起，而香港始终还是强调金融、地产、股市等行业。

资源向精英运动倾斜

现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巴黎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的35名运动员共参与12项运动大项，取得2金、2铜4面奖牌的佳绩，不但打破隔届奥运才有奖牌的定律，而且创造单届取得双金的历史。尽管大会不设奖金，但香港各界提供的奖金可谓全世界最高，以马会为例，个人金银铜牌奖金分别为600万元、300万元、150万元，团体金银铜牌奖金则为1200万元、600万元和300万元，第5至8名个人奖金和团体奖金则分别为37.5万和75万港元。有8位健儿获得这笔合共1762.5万元，另有商界赞助、奖金、品牌代言、广告宣传纷至沓来。

香港体育政策“精英化”方向的目标是：“展示在本地及海外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的竞争实力。”体院作为培养能有奥运入场资格的“精英运动员”的平台，其推出的“精英训练资助评核准则”将旗下运动员根据成绩由高到低分为成年队、精英丙、精英乙、精英乙＋、精英甲、精英甲＋等六种。例如，是次奥运获得奖牌的张家朗、江旻憓、何诗蓓，可被归类为“精英甲＋”，每月资助金额达到44,500元。不过，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名次越低，每月拿到的资助便越少，例如只取得奥运入场资格的运动员（即“精英丙”），每月仅能获得11,520元资助，而不入围奥运的运动员每月更是只能拿到7,000元的资助，不及“精英甲+”运动员收入的20%，只占香港平均月入中位数的40%。

在“精英资助评核准则通用评分表”的计分制度下，运动员的月入要按照赛事等级和获奖名次排序，运动项目也被分为“精英运动项目”和“非精英运动项目”，前者还细分为“A*级”、“A级”、“B级”精英运动项目。羽毛球、单车、剑击、游泳、乒乓球和滑浪风帆六个项目因“运动员持续于国际最高级赛事有优秀表现或有机会于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取奖牌”被评为最高级别的“A*级”。“A级”以上的精英项目享有体院专属训练场地和专职教练团队的专业培训、教育、运动科学和医学支援。但在四年的资助期内，若运动项目成绩未能达到“精英资助”的标准，运动项目会被降级甚至被踢出于精英计划之外。

资助模式“唯奖是图”？

除了自身要是精英运动员，参与的项目也要是精英项目才能获得更多资源。根据“精英训练资助评核准则”，被评为“A级”精英项目中的运动员最高可获得每月44,500元的资助，但“B级”项目每位运动员一年的资助上限仅为19.3万元，即该类运动员每月最高只可获得16,120元，一旦项目降级就会面临削减资助的后果。这种巨大的差距引发社会不少声音批评“有奖牌先资助，冇奖牌就冇资助”的“精英中选精英”的政策，导致许多非精英项目和新兴项目失去资源，甚至使得底层运动员在运动事业上穷其一生也无法登上国际竞技舞台，也让运动员变成“奖牌机器”、让体育运动成了追功逐利的工具。

刘永松则认为评分机制合理。首先，吃住是香港生活最大开支项，而体院运动员吃住都在学校，底层运动员给予的资助虽然不多，但节俭一点也足够生活训练。其次，精英、非精英的运动员及项目定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比赛成绩上升下降，“如果永远不升班、降班，人们就不会有动力获得更好成绩。”刘永松又指，若运动员无法获得成就，应该检视自己是否适合做，“就如同学生一级荣誉毕业有奖学金，拿2.2的绩点就毕不了业。”

对于刘永松提出的第一点，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赐曾因类似言论“他们没什么要花钱的地方”、“当一些零用钱”引起社会愤慨。出战巴黎奥运羽毛球男单项目的李卓耀则表示，许多运动员“过得并不好”，甚至因月薪过低放弃从事运动；他希望改善制度，至少要向最低工资水平靠拢。剑击代表何玮桁亦透露，低潮时期要靠家人资助才能参赛。

不过，刘永松始终认为，体育政策的整体逻辑就应该是“有成绩再给资源”。他指出，一块奥运奖牌的总投入达到一两亿港元，若以“平均主义”一视同仁地将资源分予本身就没有成绩的选手，最终可能仍然没有成绩产出。“大家会不会想见到我们花了8亿多而没有奖牌呢?”但他也承认，如今政府对体育的投入连年增长，依然集中绝大部分资源于一处并不理想，应考虑为新兴项目或表现较好的“B级”项目及运动员投放更多的资源和帮助。他亦指出，若连精英运动员的待遇都无法得到良好保障，行业将更难吸引有潜力的新生代运动员，香港的大赛水平亦无法有显著提升，体育发展则会陷入恶性循环。

精英家庭才有精英运动员？

每逢国际赛事，除了比赛胜负，运动员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总为观众津津乐道。例如是次奥运会香港游泳队除了一位17岁的小将外，其余均是有国外留学的经验的高学历人才。获得奖牌的张家朗、何诗蓓、江旻憓家境更是不俗，后两位甚至可称之为优越，在家庭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她们得以兼顾学习和训练，并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参加奥运对她们来说似乎只是锦上添花的兴趣爱好，退役后依然享有另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少年剑神”张家朗家境称不上优越，但中四辍学专注剑击也得到父母全力支持，尽管不需要庞大资金支撑，但家庭起码能够应付他的的运动训练和生活开支，以及未来“读不成书”的可能。

不少网民愤慨：香港不仅运动员要精英， 家庭背景也要精英。然而，刘永松并不以为然。他指出，运动员进入香港队或获得运动成就后，会吸引外国名校的招募，并为其提供学费补助或减免，因此许多香港运动员都会选择国外留学。他又批评这种现象是“恶性的嫉妒恨”，“我们不是要降低家境好的运动员的资源和条件，而是要增加底层运动员的资助。”他认为香港并不乏对出身普通却有运动兴趣和天赋的孩子的培训机会，他们在学校都能参加体育班，康文署亦有提供价钱低廉的社区康乐体育活动。不过，有市民反映这类课程大多采用“先到先得”的抽签方式，一般学生一年内无法抽中两次同区的同类活动班，有的甚至抽几十次不同课程都抽不中，难以靠其进行长期且持续的体育训练。

政策成功但要优化

“奥运精英主义”自1896年首届奥运会起便随之诞生，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中可窥见，奥运精英主义即是强调个人突破，不断超越自我。但如今精英运动员的奖金主要来源国家和商业赞助，例如2023年度网球运动员郑钦文各类商业赞助收入总数高达5,000万，谷爱凌参加北京冬奥会那年赞助更是超过一亿元。“这么庞大的商业赞助会令到精英运动变得过度商业化。”刘永松担心，当商业利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本来的精英运动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商业化产生变质，例如在职运动员不专注本职，反而是去拍电影、广告、综艺，进娱乐圈，在名利场中迷失坚持与出初心。

运动员的个人形象越来越受吹捧。刘永松指出，这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出发点本身没有问题，但其中产生但很多商业利益和操作，让“明星效应”逐渐演变成了“个人崇拜”甚至“饭圈文化”，导致观众经常“踩一捧一”，抹煞运动员的价值。刘永松认为，“不应该让不健康的商业操作进入运动界，会损害运动员，损害国家，损害运动的发展”，绝对应该批评、打压甚至取缔。他建议营销应集中于运动员在运动专业上的不同个人特点和优点，宣扬对社会有贡献和正面意义的行为，提倡大家互相尊重、包容，就如同展现奥运精神的那句话一样——“如果没有我的对手，我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我。”

刘永松指出，尽管25年内体育学院投资额近十倍的增长，但这对全世界许多地区来说并不是大额预算。“以我们的人口和资源，能够在亚运、世锦赛、奥运会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好的回报。”相较周边国家，他认为香港的精英化体育政策的投资成本效益是最高的。不停上升的奖牌数量蕴含了香港精神——能吃苦、能进步、能变通，精英运动成为了港人强烈的身分认同。他认为体育精英化从结果来看“一定是成功的”，这个成果是靠行之有效的体育制度以及运动人才的努力拼搏，但不免有许多不完美、需要优化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