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阎小骏对话．三｜一脉相承和八面来风之间——香港永远是寻梦之城

20年前，内地出生的阎小骏第一次踏足香港；15年前，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后，毅然决定来港任教；10年前，眼见香港陷入迷茫，他秉着对这座城市的责任，出版了《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书写了一些“大家平时都不愿意讲、不乐意听，但是对香港而言又不能不讲、不能不听的真话”，希望读者放下政见、执念、意识形态、物质利益等一切身外之物，认真思考香港何去何从。
十年过去，修例风波的折腾、新冠疫情的停滞、经济衰退的冲击，促使不少港人心生焦虑、甚至离乡别井，但阎小骏始终没有离开，并且持续为香港撰文建言，因为他相信“一国两制”、相信这座小岛在国家的嘱托、厚望、包容、匡助之下，能够继续保持繁荣、自由、开放、宜居，继续成为所有人的寻梦之城、圆梦之乡。阎小骏与《香港01》进行深度对话，分享他缘何深信香港可以在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全球文化的“八面来风”之间乘风破浪、再放光芒，可以在中国文化力量的重要机遇期内成为推动“中国叙事”走向世界的重要讲述者和推广者。以下是对话实录之三

香港01：您反复提到香港的“特性”就是香港的价值所在、需要珍视。但我同时也想起您在报章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香港改革需突破殖民主义文化影响》。在很多人看来，今天香港的特性，有很大一部份因素来源于它的殖民历史，甚至有些人会以为香港特性就是殖民主义遗留的一部份。而您的文章指出，香港应该破除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第一，殖民主义者给香港社会遗留了一整套高度对抗性的政治话语；第二，殖民主义者推崇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管治哲学及理念，对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建设，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第三，殖民主义者遗留势力掌握文化工具，在回归后的香港保留了高度文化影响力。不过，在部份人眼中，那段殖民统治经历也让香港迈向现代化，并且从中形成了某种香港特性。乍听起来，要珍视的和要破除的，好像有些矛盾。应该如何理解才对？

阎小骏：这个问题非常好。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也就是说，过往发生的事情，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今天的序章。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今天或者未来发展的大背景。古希腊有句名言：“任何人都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因此，任何发展都是在文化的情景中发生。香港在港英殖民统治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些历史的文化积淀基础，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文化环境。

香港之所以成为中西文化接触的点，是因为历史中蕴含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我文章提到要破除殖民主义的影响，是指我们需要在“一脉相承”和“八面来风”之间主动掌握“历史主动”。以前香港也是八面来风，但我们站在国际舞台上时，我们的底气和机制与今天不同——我们今天能够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以及更有中华民族的对外开放窗口的姿态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需要破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力之后，才能够有主体的面目，继而在与全世界不同的文明文化进行交流时，我们才更有底气。这是我的文章所想表达的意思。

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香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存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我们积极与世界不同文化文明交流互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一代人对外界的接触面更加深入，在促使国际交流和文明之间的共融程度更加深入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必须适应时代变化，要有效运用不同的方法，去维护我们的民族意识，这也是人类需要自发维护的感情。

如何让这种感情聚力、拧成一股力量，继而推动这个地方团结向前发展？就需要透过不同的纽带进行建构。例如泰国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在固定时间播放国歌，人们都要停下肃立；又如美国小学，即使学生来自不同种族、拥有不同肤色，但他们每天早上都需要面对美国国旗进行宣誓。这种仪式对于在多元文化场景中保持稳定的政治认同有很大帮助，同时稳定的政治认同也为多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间。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认同，多元之间的竞争程度就会不断加剧。只有稳定的政治认同，才是多元和谐共处的保障。

香港01：您在《香港改革需突破殖民主义文化影响》文章最后提出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三大问题：如何采取综合措施破除殖民主义者遗留的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影响，使香港改革发展得以脱离其影响，开辟新的局面？如何在落实一国两制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实现交流互鉴？如何在香港的发展愿景中，实现既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又有全球文化八面来风的良好场景？——这些确实都是非常值得整个社会慎重考虑和积极探讨的议题。几年过去，您对此是否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或答案？

阎小骏：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最终答案，但是我认为香港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即建构一个对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和世界文化八面来风的融合型香港特有的文化。我们以这种特性文化传承具有共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因为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海纳百川，并非一元文化，而是多民族共融的文化，所以我们受到世界和西方不同文明，如伊斯兰文明的影响等。香港通过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与八面来风的世界文化风尚结合，就是通过建设城市特色的文化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径。

香港01：从刚才的几个问题来看，您对香港有一种非常正面、乐观、积极的信任；而从您的文章《香港，愿你永远是寻梦乡》也能感受到，您对于香港过去那种“一往无前、主动开创、识变求变、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的欣赏，相信那也是您对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的向往。但在今天，香港似乎处于一种“平行时空”，不少人对于“香港精神”开始抱有怀疑、对于香港的自我革命失去信心、对于如何更好地在“中国的香港”和“国际的香港”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感到疑虑。您的信心从何而来？您又怎样理解香港社会的消极？

阎小骏：我对香港的信心来源于香港的制度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确实如此，我们领导人也表示好制度需要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是香港未来长期繁荣稳定的最大保障，也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空间。因此我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只是坐着香港就能发展。相反，正如我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我们需要在在“变”和“常”之间求得平衡。“常”指的是香港能够保持自己的制度特色和生活方式，包括非常自由、开放、法制，香港社会之间非常友爱。这四方面的生活方式特点需要长期保持，需要全社会不同阶层和人们共同努力维护。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管治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和求新，以提高政治治理效能。同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升级换代，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当我们的文化不断随着全球文化以及我国文化的持续发展，香港就能够持续建设可以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文化。

在“变”和“常”之间，我们需要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寻找到平衡点。在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各方面的拉力。恩格斯提出，历史结果就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形成合力的过程；而我们通过寻找平衡点的过程，最终形成“一国两制”的最大合力，推动香港发展。

香港01：您在另一篇文章《香港文化生活 从“一阳来复”到“花果飘香”》指出，把香港建设成具有对话实力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一良好愿景，将为特区发展增添新的重要动能。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对于香港延续融汇中西特色的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然而，如今地缘政治纷繁复杂，香港也从昔日的“左右逢源”变成今天的“四面受敌”，那么，具体而言，香港可以怎样突破困境？怎样在被美西方制裁打压之下，“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阎小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香港具有的国际化优势，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需要长期坚持国际化优势和对外开放，这是我们在世界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必须保持的确定性。香港是开放、交流、制度共存和文明共生的融合点。我同时担任香港大学中国制度研究中心的总监，这项工作也促使我深刻受益于香港这座交流之城所赋予的开拓视野。

香港在对外交流方面，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发掘的地方。我刚才提到香港是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它在这方面的交流作用非常特殊。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如果交流对其他城市而言是一种“工作”，那么在香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早上喝一杯咖啡，中午去叹广东饮茶，这种融汇和交流就是香港的生活方式。我们习惯于我们的同事来自世界各个地方，而香港在发挥交流功能和使命时，其交流之道和生活方式，都是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再者，香港在对外交流和对话方面，没有首都外交所具有的礼仪限制和空间，因此它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入交流、坦率地达到交流目的。例如2023年9月东南亚联盟的秘书长高金洪博士访问我们中心时发表了一场名为中国和东盟共同向未来的演讲。我们最初与东盟讨论时并未安排交流环节，然而高金洪博士到达后体会到香港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开放气氛以及同学们对他的演讲的感受，主动要求在演讲之后与香港同学对话。这一对话对话了近一个小时，大家不断提出问题，高金洪的回答也妙语不断，能够与大家实现良性互动，以至于整个行程要向后推迟一个小时。东盟官员告诉我们，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高金红本人也对交流非常开心。由此可见，香港在促进中外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在具体工作和日常学术交流中都能够感知到这种优势，而这需要进一步发挥。

香港01：您在《特朗普时代的重临与中国文化力量的契机》一文中写道：“中国通过自主理论建构，将文化和政治、话语和发展实践互相统一起来；用一套自洽的政治话语和文化叙事，来补充与平衡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用主义叙事，使文化建构、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请您举例说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这套自主理论建构具体是什么？另外，您也指出：“相信香港能够在中国文化力量的重要机遇期，成为推动中国叙事走向世界的重要讲述者与推广者。”具体而言，香港应该如何展现甚至加强这种力量？

阎小骏：我在《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这本书提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找到国家弹性与国家刚性平衡点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学习型政权”。学习型政权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能够从经典著作、现实经验以及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学习，同时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面向未来的学习相结合。在我国治理中，我们所具有的学习型政权，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两大奇迹”、打破“亨廷顿悖论”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政治结构具有学习型特点，我们的架构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也从世界其他文明和国家的实践中学习，同时还从基层发生的不断变化中学习。这种学习材料来源广泛，学习能力也非常综合。整个学习过程促进了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之间的平衡。像这样的自主理论建构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事、中国学者，包括香港的学者都做出了很多理论建构。我们用自己的理论推动中国人，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从而用实证说服西方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香港既是开展这种研究的最佳地方，也是向世界展示这种研究的最佳地方。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对于研究和观察中国故事具有非常有利的环境；我希望特区政府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以便在香港更好地开展对中国故事的研究，并且为理论更新作出贡献，共同推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

第二，是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香港在这方面发展得非常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的10个月之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先生访问我们中心并且与香港各界座谈。当时他就美中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创造元首会晤的良好气氛。2023年4月份疫情结束后，西方首位国家元首即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前，法国驻港澳总领事杜丽缇女士也在我们中心发表了关于法中关系的演讲，正式官宣马克龙访华。这些都是香港推动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很好机会。

在杜丽缇女士演讲的答问环节，有一位港大的美国同学问她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法国和美国有所不同，为什么法国不参加美国的活动，却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杜丽缇女士直接与他进行讨论。她表示，法国人以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为骄傲和自豪，并不要求其他国家复制；她也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发展自己的模型、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法国自戴高乐总统以来就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她还说，法中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妨碍两国发展关系。在我看来，这些讨论对于美国同学来说非常有用。这也只是我们平时推动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一个小场景，可以看出香港提供了宝贵的交流空间。

第三，我们可以汇集世界级的智力资源。去年3月，中国制度研究中心联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学术研究院在港共同创建历史文明研究基地，旨在发挥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汇集全球智力资源，推动对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的研究、对世界不同文明文化的对比研究及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去年年底，我们举办“历史与文明国际论坛”，那是香港首个由学术界主办的大型国际学术及文化盛会，旨在充分发挥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深化国际交往与合作，构建全新的国际思想文化对话交流平台。论坛成功吸引40多位重量级国际汉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汇聚香港，使我们得以全方位展示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及广泛的国际人脉网络。美国同事都慨叹这种汇集性。这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可见香港在集聚国际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吸引力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