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阎小骏对话．二｜港人治港还有拓展空间？且看五“度”六“可”

2015年夏天，立法会以8票赞成、28票反对、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否决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所拟制的“普选方案”，北京和香港之间的政治互信陷入冰点。不少声音指向“香港尚未完全回归”，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阎小骏在同期出版的《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中阐释：“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权威尚待建立、港府的施政能力尚待加强、本地政治菁英对北京的政治忠诚尚待确立、中央和特区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互调适机制尚待巩固、香港社会大众心理抗拒中国内地的问题尚待解决——这些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决定了香港回归目前还仅只是进行时、远非完成时。”
十年过去，2019年的修例风波，令“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和特区管治陷入空前危机，随之而来的《香港国安法》、“完全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致力促使香港政治生态从“以选举为根本”转向“以治理为核心”，上述的四大问题也从“尚待处理”变成了“正在解决”。很多人问：港人治港空间还能否拓展？而中央领导人则三番五次地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深层结构矛盾。阎小骏始终笔耕不辍：“住房、医疗、贫困、安老和青年问题，是困扰香港管治的民生痼疾，也是压在香港市民心头的‘五座大山’。唯有勇于革新不合时宜的管治哲学，以改革精神聚焦解决实际问题，香港的民生痼疾方能有望找到解决之道。”
何谓不合时宜的管治哲学？香港又该如何勇于革新？阎小骏就此《香港01》进行深度对话，建议香港可以透过五个“度”开拓更多发展空间，同时透过六个“可”衡量特区治理制度建设的远景和目标。他相信，当五个“度”和六个“可”达到较高水平，那将是“一国两制”下最好且理想的场景。以下是对话实录之二。

香港01：经过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的各种变化，对于“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未来，有些人乐观，也有些人焦虑。例如，制定《香港国安法》、修改各级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等举措，原意是要让香港社会对政治的讨论回到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为中心；但在当下，面对大国博弈的纷繁复杂，以及新冠疫情过后的经济衰退，香港复苏的进程似乎比大家期待中要慢一些。有些人不免担心，香港是否还没成功打通提升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任督二脉”，所以尚未形成良好发展态势？在您看来，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阎小骏：我不认为香港尚未形成良好发展态势。经历过去几年的变化，我反复提到香港能够达到“一国两制”的理想状态，即能够找到将“一国”提供的根基和“两制”提供的空间最好地结合起来的路径。对此，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和治理效能建设，显得非常重要。那么，如何促使“一国”的根基牢固而“两制”的空间又很宽广？我曾提出五个“度”：

第一，是香港特区应该维护国家安全防线的有效度。即使在“从乱到治”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我们也要长期维护国家安全防线的有效度，这是我们脑海里最重要的一点：只有有效度维护国家安全，才有“一国”的根基，之后才有“两制”的空间。

第二，是扩大经济运行秩序的开放度。有些国家想建立“小院高墙”（即就特定领域划定策略边界、采取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教授提出建立西方贸易联盟来针对中国；而我认为，越是这种情况下，香港越需要扩大经济运行秩序的开放度，保持开放经济体的特色，而且比以前更加开放，以高水平的开放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是提高疏解深层民生矛盾的迅捷度。香港发展过程与世界所有发达经济体相同，面临很多不同的民生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随着经济发展，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我们对这种民生矛盾的反应需要迅捷，才能保证社会稳定，才能长期利用“两制”空间的基础。

第四，是维系文化生活场景的多元度。香港的文化场景非常多元：从锡克教的庙宇到佛教的大佛，从基督教文化到各种文化，整个社会具有各种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

第五，是确保社会政治大局的稳定度。若这五个“度”都能够达到较高水平，我相信“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香港01：这五个“度”若要更好地落实，必须依靠特区政权的建设和治理效能的建设。从《香港国安法》、到修改选举制度、再到“爱国者治港”，都是一系列建设；而谈及此，很多人都会把落脚点放在“人”，即“谁来治理”，或“如何治理”。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即将展开，不少人开始关注新选拔的人才能否进一步提升特区治理效能，近日也陆续有声音传出北京希望香港能够“选贤与能”。您有何观察？如何才能确保有能者、做能事？

阎小骏：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刻的事情。20世纪的政治学从比较宪法学中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两大流派争论：一个是结构论，另一个是唯意志论。“结构论”认为政治的结果由人类不可改变的因素造成，包括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等，这是结构性因素，所以人能够做的很少。另一个流派是“唯意志论”，即Voluntarism，认为人起到最关键的作用，由什么样的人才去参与政治活动，就会塑造什么样的政治结果。

到了20世纪90年代，整个政治学界对这两大流派进行了系统性反思，大家认为这两个流派过于简单、不可持续，无法完全解释政治现象。如果完全依赖结构因素来决定政治，那么作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他的价值何在呢？而如果我们只考虑人的因素，同样无法对社会现象作出充分解释，因为在政治学中，人是很难进行理论化的行为体。

因此，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政治学的主流是“制度主义”，它的解释最能够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取代了原来的纯结构论者和纯唯意志论者。原因是，在考虑政治制度建设时，制度本身是由人运行、设计和改革所构成；尽管人在制度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人对制度的运行设计和改革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既定的结构环境中进行，因此它受到各方面结构的制约，而我们在建设制度时，又已经将人和结构因素考虑在内了。

至于香港未来治理效能的建设，取决于制度层面的建设，即我们要建设何种特区管治制度，以达到最佳状态？我曾用六个“可”字衡量特区治理制度建设的远景和目标：

第一是“议程可行”，我们需要提出适合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文化特点和社会状态的议程。第二是“执行可见”，政府对于议程政策的执行要让社会能够见到，有透明度和信息共享，让社会看到每一步措施，以及议程向前推进的效果。第三是“服务可达”，政府需要对社会提供的服务具有广泛性，让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地理上的各个区域和阶层都能感受到政府行政公共服务的提升。第四是“形象可亲”，即管治队伍的形象对社会可亲，应急可靠。第五是“应急可靠”，在出现重大急难险重事件时，治理体系的应变需要非常可靠。第六是“效果可测”，指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效度需要有客观标准进行测评。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六个“可”的治理效能建设，将会非常有助于在“一国”的基础上扩大“两制”空间，进一步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政治学有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政府改革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治理效果比昨天更好，那么这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只要我们努力不懈地朝着六个“可”方向，逐步提升特区治理效能，那将是“一国两制”下最好且理想的场景。

香港01：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过后，北京开始严厉督促香港勇于改革、敢于破局，促使治港群体打出改革旗号。您怎样理解北京希望香港做到的“改革”？在您看来，香港当下的所谓改革又是否符合北京的期望和要求？您在《思维惯性与民生问题》一文中提出，香港需要“勇于革新不合时宜的管治哲学”；可否展开谈谈，那套管治哲学是怎样的？

阎小骏：中国有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提出的六“可”改革，是对管治体系的一种改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和长期的繁荣稳定。至于香港当下的改革，我认为具有很大的优势，而我在文章中谈到的香港需要勇于革新管治哲学，实际上从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大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从最初的“经济放任”，到现在的“有为政府”，我们都在思考如何不断成熟、完善并且符合世界、香港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可以说，特区政府的管治哲学也在一直不断发展，并且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我也曾提出，香港在21世纪的发展中，需要五个方面的发展动能，包括：创新引领的新质动能；以平衡性、整体性为依归的协调动能；以可持续为目标的绿色动能；能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双向度、制度型的开放动能；以及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共享动能。如果能够更好地振兴这五个方面的动能，将会有助于香港未来的改革以及发展稳定等各方面工作。

这五大动能，也是全球在21世纪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刚才提到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对于新质动能，从21世纪的前20年到25年，生产力结构、驱动以及人力资源基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的感触非常深刻。至于协调动能，所有国家地区和政治体中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存在社会阶层发展不平衡问题，所以民粹主义如此盛行，因而需要协调。绿色动能，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开放动能，将是香港的特色，我们应该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一个交流和开放之城；而全方位、多层次和双向度的开放，意味着我们既对中国内地的开放，也对世界的开放，将促使香港作为我国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和准入标准建设的一个很好窗口。共享动能，是全球需要解决的公平正义问题：如何让社会阶层公平享受到发展成果。

香港01：您提到的五大动能，也是源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而您将其和香港实际发展状况结合起来，为解决当下的发展困境给出一个破题的思路。根据我们的观察，至少在香港的研究领域当中，很少有学者能够像您这样，帮助香港构建理论；又或者说，在治港群体当中，大多数人还是停留在抄抄文件、喊喊口号的层面，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国家政策、积极对接国家思路。

阎小骏：我了解到，香港的政策研究界对国家政策的研究非常深入。香港最大的特点是两个方面的“同频共振”，既与我国政治话语同频共振，也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频共振。因此，我们在香港进行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可以融合这个两方面，实现国际文化、多元文化的互相交融、互相借鉴，而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我国发生的事情、话语和政策以及将其运用到香港的发展中，对于香港而言非常重要。

香港也正好处于一个在理解国家发展、国家政策和政治话语等方面，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我们距离国家不远，正是一个适中的位置。我研究中国县级的管制和治理，既可以密切观察中国内地县级的治理，也可以跳出此范围，以适当的距离进行理论分析。这种既不是很近也不是很远的方式，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话语提供了非常好的点位。

自香港特区成立以来，香港政策界、学术界对国家理论和研究的贡献相当大。香港的学界和政府的做法，都是在不断学习和创新。例如“融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应该是一种“双向”融入，在交流过程中实现融入，而香港正好具有一个有利且独特的优势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