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社福拨款．一｜以“共度时艰”应对财赤　只有共苦没有同甘？

本港经济面对不少挑战，过去五个财政年度四度录得财政赤字，《财政预算案 2024/2025》提出削减政府部门经常开支1%，首当其冲的就是获社会福利署拨款逾5,000万资助的58间社福机构，未来两年分别会被削减2%及3%的开支。然而，受到修例风波、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博弈等打击，普罗大众生活持续受压，社会接连发生不少悲剧，当下正是更加需要社福服务承托的时候。可是，自从2001年推行整笔拨款津助制度（LSG）至今，当局合共已经削减近10%的社福开支；如今再以财赤为由向社福机构开刀，有学者指这反映特区政府的财政管理哲学和社福政策定位出现偏差。

“削减社福拨款”专题报道之一

十年削减10%社福开支

香港经济复苏需时，政府收入未如理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的《财政预算案 2024/2025》着重“节流”，提出削减政府部门经常开支1%。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宣布，获得社会福利署拨款超过5,000万元的58间中、大型机构，将于2025/26及2026/27年度被削减2%和3%的开支；未达5,000万元拨款的119间小型机构则不受影响。

事实上，陈茂波早在《财政预算案 2022/2023》削减社福界1%开支，当时立法会社福界议员狄志远曾为此投下《2022年拨款条例草案》的唯一弃权票。如今政府再向社福界开刀，狄志远同样相当失望：“怎么开源是政府的责任，削减社福资源不能赖到没有钱上。”他指出，在减少福利开支以外，政府应公布其他增加收入的方法，订立目标和规划，并告知市民经济赤字的暂时性，避免市民对经济发展持续抱有悲观心态，“不可以告诉市民我没有钱就不做福利，政府需要有承担感，不可以那么懒、那么被动。”

赞成削减拨款的声音则认为，社会福利开支由2018/19年度的794亿元飙升至2023/24年度的1210亿元，涨幅超过50%。乍看之下，政府投入颇多，但实际上社会福利包含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前者分去7成拨款，并在此次削减资助中不受影响；后者则只获得3成拨款，实际上是177间机构摊分300多亿元的拨款。“1%对于政府来说是很少的一笔钱，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补上呢？”狄志远指出，从2001年推行整笔拨款津助制度（LSG）至今，政府总共已削减近10%的社福开支，并且在扣减结束翌年依然沿用扣减后的拨款额，而不是回到扣减前的水平，“这对社福界是持续性、永久性的削减！”

基层市民更需社福支援

受到修例风波、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博弈等打击，普罗大众生活持续受压，社会接连发生不少悲剧，当下正是更加需要社福服务承托的时候。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发布的资料显示，2022年本港有1,080宗自杀死亡个案，即每10万人中有14.73人自杀身亡，人数和比率创2007年以来新高；根据《香港01》记者向教育局查询的资料，2013年以来中小学生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持续递增，去年达到31宗，是十年来最高；教育局资料显示，2018/19学年全港有600名中小学精神病患者，到2022/23学年迅速上升至共1,980名。

今天社会问题加剧，政府依然连年削减社福拨款，必将影响相关社福机构的服务质量，从而降低社会服务对有需要市民的支援。狄志远坦言，经过几次削减，社福机构发展力度明显较弱。非政府组织（NGO）并非商业盈利机构，收入高度依赖政府拨款，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张志伟分析，其他增加收入的方式并不理想：第一，寻求资本筹款，但只有拥有社会地位和高知名度的大机构能做到；第二，申请公益慈善基金拨款，局限在于只能资助新计划，而无法将资源投入现有服务；第三，开展额外收费服务，但会脱离帮助基层市民、弱势群体的初衷，且其收入帐户不互通，无法帮补政府资助项目。

社福机构的人手开支占八成，灯油火蜡及服务开支则只占两成。因此，大部分机构会将省钱的目标对准人手开支，或减少岗位，或停止招聘，或降低薪资，而人手不足必然反映在服务上，例如停开新项目，缩短项目年期，减少活动次数，压缩服务时间，结果最需要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变相承担这个苦果。“福利是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如同生病、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狄志远担心削减资源会加剧基层市民的负担同压力，产生更多家庭惨剧。张志伟也强调，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基层市民更需要社会服务的纾缓和支援，“若中产或富有的人有5分的困难，那基层市民就有10分，而这并不能通过个人努力去解决”。

政府亦应厘清社会定位

狄志远肯定是次削减政策以5,000万元划分的做法，得以保障小型机构不受影响；但他也指出，大机构储备多、规模大、调动性好，承担的服务却也更多。他原本预计有8-10间拨款略超5,000万元的中大型机构会因削减拨款产生困难，但当他在4月集中约见6-7个中大型机构后发现，“实际情况与之前掌握的有点距离。”因为大部分机构坦言并无太多困扰，原来近年NGO人手流失率高企，机构本就难以招足人手，财政储备水位高，因而能够勉强撑过这段节流时期。不过，有两间坦言将会面临困境的机构，回绝接受访问。

张志伟同意是次削减开支对业界的影响不会很大，但认为其象征着政府的管理哲学以及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定位出现偏差。社会服务包含“预防”、“发展”、“补救”三种功能，是构建社会安全网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但政府却不认为社会服务可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或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定义为一种公共服务，将社会服务政策与一般政策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有作为安全网最后一道防线的现金津贴就已足够，把社会福利定性为“饿你不死就行”的补救性手段。用帮助基层的社福资源弥补财政赤字，表面是为了一视同仁“共度时艰”，实际是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是政府缺失了其应有的长远承担感。

此外，人手不足导致的机构储备高显然是恶性循环的结果，而追根究底，则需要回到2001年实施的代替当时“实报实销”拨款制度的“整笔拨款津助制度”（LSG），及后井然有序的社福界成了一团乱麻：无规范的薪酬制度，无工龄认证，无合理的晋升体系，“同工不同酬”、“肥上瘦下”问题依然存在，行业吸引力持续降低，人才外流严重⋯⋯23年过去，社福界依然在承受着这个被称为“万恶之源”的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