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述职｜“善作善成”不只是“高度肯定”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以来第二度上京向国家领导人述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面中的开场白一如既往受到关注，当中尤以他指出特首与其执政团队在过去一年“敢于担当、善作善成”吸引眼球，不少本地舆论形容这是对李家超班子的高度评价。
与去年相比，习近平这八个字的评语分别在于“务实有为”变成了“善作善成”，单从字面上看，后者确实更具褒扬意味，不止在说“做实事”、“能做事”，还着眼于“做成事”。再往前推，国家领导人以前更多强调特首有“担当”与“作为”，“善作善成”乍看之下也确实令人眼前一亮，但是，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涉港讲话当中。
“着力提升治理”永远在路上
去年来港出席回归二十五周年庆典时，习近平便明言香港“要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这是他对香港所提“四个希望”的第一个——“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的结尾，而特首此次述职提交的其中一份成绩单便是顺利举办了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把“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地区治理。特区政府为这场选举投入的心力人力有目共睹，针对提升治理效能的另一重要领域——强化公务员管理，也于特首赴京前发布了更新版《公务员守则》，达成施政报告所订目标。既然有表现，受到肯定也就不让人意外。
不过，述职机制的建立，绝不止是为了作出肯定，还是为了总结经验，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事实上，在中共官方话语体系里，“善作善成”并不是一个“评语”，而是对官员工作方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多年来曾在面向党政军干部的不同发言里反复提出。国家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但公共事务治理旨在维护与促进公众福祉与利益，这是举世皆通的原则，官员需要“善作”也不存在“两制”之分。至于“善成”，完成选举与更新工作守则都不会是最终衡量标准，而只是在为做好治理工作铺垫路基，基础打好了，如果开车的人晕头转向，一样会翻车。说到底，治理永远在路上。
比起指出特区管治团队“敢于担当，善作善成”，这次述职更大的亮点是习近平前所未见地由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陪同接见，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诚如特首本人所言，如此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述职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的重视。最能够体现中央对香港事务重视程度的是李强再一次打破中共惯有政治规矩，与习近平出现在同一会见场合。当然，它首先体现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政治秩序的变化，正如李强今年3月履新时所言：“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特首述职安排置于这个新秩序之下，表明中央也将比过去更有力地掌握香港事务。中央港澳办便明言，调整述职安排有利更好落实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
中央继续强调全面管治权
国务院2014年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时，可谓对香港社会投下一颗震撼弹。十年过去，这个说法已经不让人感到陌生，但生活在香港，还是可以感受到疑虑氛围，而且恐怕仍然不小。最初的抗拒主要源自于看不透它与“高度自治权”关系为何，担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蚀。随着香港经历剧烈社会动荡、饱受疫情冲击、经济徘徊低谷，又在大国地缘博弈中夹成磨心，无论是本地政商界还是学术界，都再出现对香港“国际定位”的争论，其中就有声音认为，过于强调全面管治权导致香港迷失了自己应有的“独特身份”。
这个说法反过来看，就是香港因没能维护好高度自治权而削弱了自己应有的发展空间。其实，应该追问的还有，香港的高度自治与国家的全面管治必然构成张力吗？是不是国家不强调全面管治，香港就能做好高度自治呢？回看特区成立二十五年多以来走过的路，答案显然并不如此。就以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及要求公务员尽忠职守为例，这本来都应该是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应该处理的事务，为何中央未提全面管治权的时候特区不知所措，一落实全面管治权反倒轻松地推进了？
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与“一国两制”一样，说白了就好像自然界里根干与枝叶的关系，一国与全面管治权是根干，两制与高度自治权是枝与叶，枝叶由树干派生，无法单独生存，而茂盛生长的枝叶也为根干提供更多养份，使树木生机勃勃。长期关注香港问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早前在本港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再度对这两组关系作了简单直接的梳理。他指出，在一国两制之下，统治权主要归于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区自治为主，由此推之，涉及国家统治层面的问题，主要责任在中央，但特区的日常治理，则要靠特区自己来解决，由特区承担主要责任。
香港的责任是“善成”高度自治
正如陈端洪所言，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从源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回溯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权到逐步推动落实，不正是由于香港的社会治理出现危机？危机之所以出现， 又是由于中央漠视香港的高度自治，还是由于香港缺乏自觉维护自治的意识？
香港政府制订的学校公民教育影片里，曾经有这样的故事场景，学生们举手抢答“基本法的全称是什么”，这个场景的设计者用意不言自明，值得深思的是，为何其中想要带出的根本价值认知，却似乎长期没能落地生根？显而易见，只要香港社会仍然不能够说明白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宪制性文件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能够弄明白它所体现的“一国”与“两制”伦理，中央就将继续强调。述职安排新规范是又一次的重要提醒，但中央并没有因此而忘记香港的“独特身份”，习近平接见特首的公开发言中便同时强调，“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保持的前提是香港维持高度自治，新华社指出，习近平对香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可想而知，当中也会包括香港如何“自治”。国家领导人在闭门会谈中对特首提出了什么具体治理要求，我们无从得知，但继续坚持“善作善成”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习近平如何看待香港的“发展问题”，其实不需要盲人摸象般揣摩，因为他在去年的七一讲话里已说得很直白：一是“背靠祖国”，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二是“联通世界”，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交流合作；三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的创造力与发展活力。
在这三个指示中，一和二是如今香港内部说得最多也争论得最多的，吊诡之处是，国家领导人眼中本属相辅相承的发展道理，在香港却不时成为对立的存在；更甚的是，这种对立还殃及领导人提出的改革期盼，最近一年多香港社会对习近平七一讲话的解读不胜枚举，但谈及改革的声音却是寥寥。“善作善成”背后是中共所秉持的问题导向方法论，如果香港理不顺这些问题，又何谈高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