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议员解构深层次矛盾 看重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矛盾

撰文: 郑宝生 周皓宜 文睿 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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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近年经常听到“深层次矛盾”,但所说的是甚么,却言人人殊,没有统一的说法。

《香港01》就住习近平上述讲话内容,分别向特首办、各政策局以及立法会议员提出两项问题,即如何理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有何对策。特首办及政策局均没有回应,而议员的回应亦有多个不同角度,显示政界对此议题有不同理解,主要分别四大类别,以下议员集中讲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矛盾。

林筱鲁。(资料图片/余俊亮摄)

林筱鲁:发展中的利益与理念之间的拉扯

林筱鲁认为,最大的矛盾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和理念之间的拉扯与对立。他表示,城市发展难以避免改变土地现状,若永远强调保育或坚持不迁不拆,便永远无法解决土地房屋不足的问题。

面对这类问题,林筱鲁认为必须抱有大局观。他提到“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而香港的发展格局离不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当中更要强调科技创新、共同富裕和保护环境。他指,政府考虑任何计划时,都要顾及民情,并主动解决疑难。

洪雯。(资料图片)

洪雯列三项社会经济矛盾 促产业结构多元化

洪雯列出三项深层次矛盾,分别是经济结构单一化、空心化,财富推动型发展模式,以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她认为要解决方向是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多元化、实体化,从而创造更多优质就业职位,收窄贫穷差距。

陈绍雄。(资料图片)

陈绍雄:政府要事不避难、勇于拆墙松绑

陈绍雄认为,深层次矛盾是香港在发展过程遇到的、短期内难解决的问题和阻力。例如土地短缺、公屋轮候时间长、私楼房价远超市民购买力、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青年上流困难、部份港人对国家认识不足,国家观念薄弱等。

他表示,政府要以事不避难、迎难而上的积极态度,以及勇于拆墙松绑的创新思维,去处理以前不敢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房屋、医疗、教育等,不能“叹慢板”。他以土地房屋为例,需要以精简审批程序、加快土地开发速度等多管齐下去解决问题。又提到《施政报告》设立100项指标,能让市民监督政府向前。

郭玲丽。(资料图片/欧嘉乐摄)

郭玲丽:长远政策要在不同阶段评估 早作准备

郭玲丽表示,本港过往独特的历史发展做成了现今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而过去香港发展未有与时并进,让这些深层次矛盾加剧,做成了现今香港社会不稳因素。她举例指,行业发展未见多元化,除了限制本港经济发展外,亦限制了基层巿民向上游的机会。她说“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推动创科等,正是创造香港经济发展的多元出路。

郭玲丽提到习近平七一讲话中讲到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希望房子更宽敞、创业机会更多、教育更好、长者得到更好照顾,而《施政报告》有不少相关政策,但长远解决问题就需要在不同阶段做评估,在政策上尽早作出准备。

郭玲丽亦强调社会各界与政府要同心协力,除了要加强公务员的向心力,最大问题是民心取向。她认为要在社会层面加强国民教育,加强两地交流,加强传扬中华五千年文化及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认为可提升大众以“中国人”为荣的自豪感。只要彻底做到民心回归,市民才会为建设香港而共同努力,公务员才知道甚么是“为人民服务”。

杨永杰。(资料图片/夏家朗摄)

杨永杰:基层市民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杨永杰提出,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矛盾,香港面对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致基层市民未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面对收入不平衡及对良好居住愿望存在落差,演化成社会上各种的矛盾,贫富悬殊等问题。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杨永杰认为,政府要致力解决香港市民面对的房屋问题,不单要提速、提量、提效及提质,而且政府在解决问题时不能急就章,必须彻实落地去理解问题的征结及市民所面对的情况,平衡各方的利益及加强沟通,继而制订符合市民期望的方案。

杨永杰亦提出,政府决定以创新科技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必定有市民未能赶上社会演变而被边缘化,政府必须解决基层市民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等问题。

陈学锋。(资料图片/黄宝莹摄)

陈学锋:发展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 政府主导医食住行

陈学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强调“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虽然有利国际资本流入,但同时令经济产业单一、青年向上流动困难、置业难、贫富差距极大等深层次矛盾。他认为要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之余,亦同时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改革香港的政经结构。

陈学峰认为,解决之法是建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重点在于解决分配不均、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况,在“医、食、住、行”方面不能再任由市场主导,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陈凯欣。(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陈凯欣:涉及不同利益 政府改革阻力大

陈凯欣认为,深层次矛盾就是问题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当要切实解决时,却容易碰壁,涉及不同群组或团体的利益与权利,政府因而面对很大阻力。

陈凯欣以医疗为例子,要解决深层次矛盾会涉及巨大公帑、医护人手及专业团体的利益等问题。

她指出,香港自1990年成立医院管理局后,医疗制度并没有重大突破及改变,30多年前已预计随着医疗科技进步、人口老化、医护人手短缺、公私营严重失衡,长远下去本地医疗服务质素定必难以维持,政府亦要为未来的庞大医疗开支做好融资方案。

陈凯欣指,医疗系统的矛盾位有三方面,一是医疗融资,政府一直补贴九成医疗费用,开支持续攀升,长远难以维持,但市民已习惯政府补贴,反对医疗收费上升、反对强制医疗供款、反对加税抵消政府医疗开支、反对强制医保,结果融资方案选用了不具太大效力的“自愿医保”,无法解决问题。

二是医护人手不足,但每当讨论增加人手,便会有来自专业界的反对声音,未能解决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短期问题更见严重。

三是中西医不能合作,虽然3间本地大学都有中医药学士课程,但中医药一直未能引入本港医疗系统,目前只有8间公立医院推行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陈凯欣指,中医在多个方面疗效显著,应要发挥更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