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1︱香港政治:一本被重新编写的大书 五大范畴看政局急变

撰文: 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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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好比一本深奥的书。”这是回归初期,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联办前身)、后来成为中联办首任主任的姜恩柱,对香港政治状况的评价。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指香港作为中西交汇处,有独特的历史和制度渊源,在国际上亦有特殊角色,要管治这个城市,必须以一套独特的视角、精准的思维看待。
传媒经常会用“多事之秋”去形容一年的社会政经大事,但对于今年的香港而言,这四个字似也显得过于轻描淡写。2021年快将过去,在此不妨带读者回顾过去一年的政治局面,一起感受香港这本“大书”的变化。

▼民主派初选案 众被告面临国安法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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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派骨干身陷囹圄

2019年修例风波下,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乘势于去年剑指“35+”,即在当时立法会取得过半议席,透过否决财政预算案瘫痪政府甚至迫使特首下台。

最终立法会选举因疫情未于去年举行,不过后续的影响非常多。首先,民主派人士于去年7月举行“35+初选”,结果在今年1月6日,55人因被指干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其中47人被控。案件现时还未正式开审,被押后至明年3月4日再讯,不过在《国安法》假定不得保释的规定下,多名被告已被还柙近一年,被家属批评为变相未审先囚、有违无罪假定原则。截至目前,同案仅有15人获准保释,分别为杨雪盈、林景楠、吕智恒、刘伟聪、黄碧云、郑达鸿、柯耀林、彭卓棋、何启明、施德来、李予信、邹家成、余慧明、陈志全、黄子悦。

初选案对本港政治气氛影响甚大:其一被捕被控者中,许多都是以往民主派骨干人士,如尹兆坚、胡志伟等,现时都被还柙中,即使获准保释的被告大都需要遵守严苛的保释条件,不能再在媒体或社交网高调发表言论,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其二此案对民主派内部士气打击极大,不少未有涉案的民主派元老现时也已变得意兴阑珊、甚少评论时政。

值得一提的是,初选案多名被告遭长时间还柙,连部分建制派人士亦似乎显得不适应,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11月底在社交网页上载到法院听审的照片,慨叹:“正式审讯仍未召开,真不知他们要还押多久”。不再连任的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经民联石礼谦在刘的贴文留言,称:“这不是我们认识和深爱的香港,愿主祝福他们。”

▼选举新制落实 立法会选举建制派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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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立法会登场 非建制“1:89”

北京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后,全国人大今年3月再通过《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重点包括立法会增至90席,惟直选席位削至20席、重设达40席的选委会议席、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立法会候选人都须获得选举委员会5个界别提名等等,本地立法草案于5月27日在立法会三读通过。

在新制下,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以及立法会选举,已分别于9月19日及12月19日举行。前者焦点落在点票过程的严重延误,特首林郑月娥亲自致歉;至于立法会选举,在传统民主派缺席下,直选投票率创出30.2%新低,非建制派直选全军覆没,只有新思维狄志远循社会福利界功能界别当选,他形容为“1:89”。来年上任的新一届立法会,将是香港回归以来,政治力量最悬殊的一届。

曾任中联办主任的姜恩柱,回归初期曾称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难以读懂。(资料图片)

港式民主重新定义 未来政改开绿灯?

新政治制度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中央直接出手解决政改这个缠绕香港政局多年的议题。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曾言,当政制“安全系数”得以确保,可能让中央更有动力推进政改。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今年3月曾表示,即使选举制度经过修改,《基本法》第45及68条对普选的承诺始终未变。

国务院新闻办于立法会选举后一天(12月20日),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总结香港民主发展历程,重新定义港式民主,表明过往信奉西方的一套民主并非正途,现时新制度下的香港才是实行优质民主、推进良政善治,结尾亦提到特区民主发展前景光明,未知是否为日后重启政改开启绿灯?

辞职潮加DQ 区议会名存实亡

前年区选大胜后,民主派主导的区议会与政府关系紧张,政府先后用多种方式“架空”区议会,例如当民政专员认为议程“不符职能”时拉队离场,拒绝提供秘书服务。新选举制度亦将区议会代表摒弃在外,原有的立法会区议会(第一)功能界别被取消。

更绝的一招在于宣誓安排,《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于5月12日三读通过,区议员必须依法宣誓,若触及“负面清单”者或丧失资格。直至7月初有政府消息传出,指宣誓的区议员如曾参与民主派初选、曾借出议办作初选票站或担任工作人员、曾签署“墨落无悔”声明等,将会失去资格兼被追讨上任以来一切薪津,涉款可能每人逾百万元;若区议员在被DQ前主动辞职,当局会将个案“冻结”,不会追讨薪津。该消息导致逾200名区议员请辞,但其后官方对此说法一直不置可否。

特首林郑月娥于9月7日终公布宣誓安排,让区议员按区分4批宣誓,最终再有50人于宣誓后须离任,全属民主派阵营。在区议会一轮“大辞职日”后,多区包括元朗、湾仔、九龙城等,主席人选已变为建制派。有些地区如中西区、黄大仙区议员人数只剩寥寥两、三人,个别地区甚至正、副主席都出缺,至今未重选。基于政府没有计划举行补选,实际上区议会已难以正常运作,政府亦于10月公布,会抽起本届区议会于“社区参与计划”及“地区小型工程计划项目”方面的角色,权力拨归民政署。

政府“放风引人辞职”的处理手法亦惹起巨大争议,例如民主党主席罗健熙曾质疑,政府声称“假资讯为害社会”,自身却利用假资讯达到政治目的(诱使区议员辞任),著实讽刺。

▼公民社会解散潮▼

(二)公民社会瓦解 昔日“大台”逐一解散

在大时代变局下,过往一些政治常识亦要重新谱写。香港自2003年七一大游行以来,公民社会一直由民主派主导且非常活跃,修例风波后更一度催生大量民间组织。不过在《国安法》下,香港政局大变,过往一些过往港人耳熟能详的民主派组织,于政治压力下先后宣布解散。

于2002年成立、多年来扮演游行“大台”的民间人权阵线,自5月起持续收到警方交出资料的要求,被质疑没按《社团条例》注册。扰攘数月后,民阵于8月13日召开大会决定解散。

有31年历史的职工盟,是民主派最大工会联盟,多年来与建制派的工联会,在工运界分庭抗礼,代表作包括2007年扎铁工潮、2013货柜码头工潮。反修例事件期间,职工盟有份协调多次罢工行动、协助新工会成立。10月3日,职工盟通过解散决议,时任主席黄迺元称多名成员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有48年历史的教师最大工会教协,自7月底先后被官媒点名批评为“毒瘤”、被教育局终止一切合作关系。教协在8月10日宣布进入解散程序、9月11日经会员大会通过解散。

▼支联会走进历史 前核心相继被控▼

司徒华三大政治遗产命运堪虞

悼念六四事件的台柱支联会命运亦一样。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早在年初引起亲建制人士关注,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于6月12日一场活动中,警告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是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支联会于8月25日收到警方去信,指控其为“外国代理人”,要求提交自成立以来的职员及香港成员的个人资料。支联会于限期前表明拒绝,一众常委被捕。时任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幸彤、支联会,于9月9日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

因其他示威案件入狱的李卓人、何俊仁,于9月20日发信公开呼吁解散支联会。同月25日,支联会成员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正式通过解散,随后物业及银行户口分别被冻结,组织亦被取消公司注册。前支联会清盘人蔡耀昌则寄语港人:“人在,希望在。”

司徒华生前创立的教协、支联会、民主党三位一体,如今只剩下民主党苟延残喘。(资料图片)

教协、支联会均是已故民主党元老司徒华一手创立,多年来“三位一体”屹立香港政治界,随著前两者解散、民主党在新政治制度下存在各种不适应,其政治遗产几可说已不复存在。

除此以外,数以十计的民主派/非建制组织包括热血公民、囚权组织石墙花、专业团体如法政汇思和杏林觉醒、支援反修例示威者的612基金、地区组织如沙田区政、反修例期间成立的新公务员工会等等,都在2021年宣布解散或停止运作。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认为,北京吸收2014年伞运后组织“伞落社区”、2019年再次爆发的经验,希望一劳永逸,故此决定将所有较具规模、有动员能力的平台全部拆除,务求“赶尽杀绝”,扫平所有可能影响香港管治稳定的因素。

▼12月22日 港大乘夜拆除国殇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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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市民到中大“悼念”新民主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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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历史绝迹校园 大量引入国情教育

在今年,民间纪念六四历史的空间亦持续收窄。过去32年,港人一直风雨不改悼念六四事件,但自2020年起,警方连续两年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多间大学校园内六四相关艺术品,如港大的国殇之柱、中大和城大的民主女神像、岭大六四浮雕及民主女神喷画等,都分别被校方直接移除或要求移走。

政府在教育方面大量著墨,如今年将通识科改为有官方评审教科书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在中小学引入国情教育,包括要求全港中小学及幼稚园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

▼传媒续陷政治风眼▼

(三)传媒续陷政治风眼 《苹果》停运

2021年,传媒界面临的变化之大,同样前所未有。其中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由于经常制作节目批判政府,长年是建制派的针对目标。政府于2月19日公开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力数港台管理制度存在缺失、投诉机制欠透明等问题。原订于8月约满的前广播处长梁家荣提前离任,改由政务官出身的李百全“空降”。

李百全上任后,港台出现翻天覆地变化,包括《铿锵集》、《议事论事》等时事节目先后被抽起;长寿节目《城市论坛》停止制作;过往的《铿锵集》、《头条新闻》等节目,于YouTube频道上被删除;多个节目社交网专页被移除;拒再合作协办大专辩论赛等等。

民主派媒体的长年台柱《苹果日报》,亦在今年寿终正寝,其创办人黎智英去年8月涉《国安法》罪行被捕。保安局于6月17日,引用《国安法》冻结《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资产,多名《壹传媒》董事和高层相继被捕。有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亦于6月24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后停刊。

记协今年亦受前所未有政治压力。(资料图片)

传媒“查册”遭收紧

此外,传媒采访工作亦比以往困难,例如前《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调查7.21事件期间查车牌,去年涉作“虚假陈述”被捕,今年4月22日被判罪成罚款6,000元,略带讽刺地成为首位因7.21相关案件被定罪的人,事件震撼香港传媒界。

实务操作上,“查册”工作面临的限制愈来愈多。例如运输署于1月2日起推出新措施,会通知个人名义登记的车主,其车牌资料正被人或机构查阅,被质疑妨碍调查报道工作,容易导致毁灭证据;公司及土地查册亦被收紧,当局要求查册采取“实名制”,须登记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查册者资料亦可转交执法机关。

在公民社会解散潮中,香港记者协会苟延残喘,但所受政治压力非比寻常,记协先后被亲中报章指控“反中乱港”,并多次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点名批评,消委者委员会终止与其合作举办“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记协年度的筹款晚宴,多个事前已“买台”的机构和企业表明不需要公开鸣谢,记协主席形容组织变得“生人勿近”。

▼6月25日政府高层换人 李家超升任特区第二把交椅▼

(四)高官换人、政府新风与新香港速度

特区政府本身今年亦有众多变化,政府自去年起分批要求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这要求于今年逐步扩展至非公务员合约雇员,至少650名公务人员因拒签声明离职。

于6月25日,特区高层迎来人事变动。曾于修例风波期间卷入争议的李家超,由保安局局长升任政务司司长,是首位警政出身的特区第二把交椅,接替离任的张建宗;保安局局长由原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任。是次人事调动,被认为是“武官”系统于特区政府内势力的大跃进。

整体特区的施政方式,亦相对以往有明显影响。特首林郑月娥于10月发表《施政报告》时提出长期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直认之所以敢推出大规模的发展项目,是因为政治环境已变,要把握好势头乘势而上、主动出击,“睇到𠵱家情况咁好,点解唔拎出黎做呢”。

另一边厢,民主派总辞后,立法会“拉布”绝迹,今年4月通过的《2021拨款条例草案》(财政预算案),前后只花约8小时审议,对比去年的47小时相差甚远。财务委员会于2020至2021年度批准的项目达120项,是本届立法会最多;审议一个项目平均只需46分钟,远较上个会期的2小时24分钟少;获批出项目涉及承担额共约3,278亿元,即平均每小时批出约25.81亿元。

不过建制派认为,这种“新香港速度”不代表监察政府的力度下降,反而是以前的议会充斥拉布乱象,审议时间不正常地长。

▼电检条例修订通过▼

(五)文化界增“红线”

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所指,《国安法》的精髓远远不止一条法例的执行,更重要的是从文化、教育等范畴,全方位改变香港社会的面貌,塑造有利共产党管治的意识形态。

在此大前提下,过去一年特区政府有多项举动,被认为和收紧“红线”有关。其中在文化层面,康文署于今年5月起,先后将多名民主派人士的著作、提及国内政治议题等的书籍,从公共图书馆下架,并表明若发现有关馆藏涉嫌内容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或有关法律的规定,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馆藏的服务。

政府今年8月24日公布提交《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表示透过改变电影检查制度,以履行《香港国安法》规定下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并于10月27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修例明文规定“检查员”在决定电影是否准许上映时,须考虑是否会“不利于国家安全”,检查员如认为影片涉“不利于国家安全”,可无限期延长28天审查工作时限;有关电影如不准上映,亦不能向审核委员会提出上诉。

有电影业界人士关注到,“不利国安”的定义十分广泛,难有客观准则,一旦被禁播所有投资即付诸流水。

刘兆佳指,中央终于读懂了香港这一本“书”,认为必须改变“书写”的方法。(资料图片)

刘兆佳:中央“读懂”了 认清必须改变“写书”方式

“如果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那我们过去两年见到的,就是北京决定直接自己编写一本新的书。”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政界人士如是说。该人指,过去二十多年香港发生众多政治矛盾,不管谁是谁非,但一个现象相信无论任何政见的人士都会认同:香港依循旧有那一套管治运作下去,似乎已走到死胡同。修例风波以后,北京对香港的忍耐到了极限,决定重塑管治模式、划定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以更强势的模式治港,具体成效目前难以预估,需“摸著石头过河”。

刘兆佳向笔者分析,中央自回归以来,一直都在探索“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找寻中间各种困难的成因。在过去一段长时间,中央一直认为香港的政治问题可以通过非强硬、非政治手段解决,例如2003年开放自由行激活香港经济、如无必要亦不插手香港政治事务,但实行下来,反对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国际上继续与外部敌对势力连结,进而发展成分离主义,危害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因此中央对旧有的反对派彻底死心,认定其反共反中立场不会改变,是以决定扭转以往的一套“写书”方式:“(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去年首次公开承认,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这本难读的书,中央现在真正‘读懂’了,是必须使出政治上的霹雳手段解决。”

在2021年,香港政局经历难以想像的变化。踏入2022年,《基本法》“五十年不变”承诺迎来下半场,未知香港这本深奥的书,将来又会如何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