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一年︱刘兆佳：政治肃清至少延续两年　多个领域仍需建设

《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晚上11时在港颁布并直接实施。中央先后为香港制订《国安法》、改革选举制度，从根本改变香港政治生态。一年过去，到底如何评估及展望这场政治行动？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国安法》已直接改写本港政治版图和议程，并间接提高特区政府政治胆识，放手对付反对势力。不过他预计，《国安法》订立后本港社会的“建设工程”远远未完成，预料至少未来两年，主调都会是政治肃清行动，遍及司法、社会、文化、思想、教育、媒体等方面，仍有大堆工作未做，“你以为只是对付完反对派，就万事大吉吗？”
国安法一周年系列之三

提高特区政府勇气　用尽现有法律清剿反对势力

刘兆佳指，《国安法》弥补“一国两制”实践过程当中的最大漏洞，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之时，明言香港要肩负维护国安的责任，绝不能让香港成为危害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地，不过基于对香港的信任，将国安立法的责任写入《基本法》第23条，由本地自行立法。然而回归23年香港屡爆乱象，成为长期的国安漏洞，有人刻意反中及阻挠特区政府施政。

具体而言，刘兆佳认为《国安法》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有二：其一是透过法律框架，直接重新改写香港政治版图。他指，《国安法》订立再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后，反中分子在体制内再无生存空间，不能参与选举或其他特区管治架构，反中反共的民意动员也无法发动起来，“反对派有头有脸的人物，已收拾得七七八八”。

刘兆佳指，在这种环境下，行政立法关系可望得以改善，管治架构由“爱国者”这个更大力量主导，特区政府一改以往的单打独斗局面，可作一些更有利“一国两制”发展、改善特区管治效能的改革；而随着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内地经济命运扣连，也会加快“人心回归”，令港人再无意愿挑战中央权威。日后的政治议程，将会是爱国阵营不断扩大，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就要由中央出手协调。

其二，是提高特区政府的勇气和胆识、激活一些原有的法律。他指，过去一段时间内屡有心存侥幸者，利用各种手段打击特区政府管治威信，《国安法》的订立成为特区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坚强后盾，令其可有更多作为，用尽法律赋予的权力，将一些回归前由英国政府扶植出来的反对势力打至溃不成军，要么逐渐式微，要么转型。即使这些行动并非直接引用《国安法》，也是由《国安法》间接带动，例如将通识科改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派出李百全空降及严厉整顿香港电台、连续两年禁止六四集会等。

▼民主派47人初选案　部份被告及旁听者于5月31日到庭情况▼

“最理想是连《国安法》都不需动用”

刘兆佳认为，《国安法》的建设不单纯是一条法律的执行，更重要的是建构一套有利“一国两制”发展、中央和特区关系、年青人与国家民族及共产党关系的“话语体系”，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塑造。他指，这些话语体系过往长时间被反对派主导，但从整体长远角度来说，“一国两制”要行之久远，必须对香港社会面貌作深刻改变。

他预期，这场政治肃清行动远远未到终局之时，本港仍有内外的反共势力存在，至少未来两年之内，本港政治环境的主轴仍然是肃清：“要建构一套有利管治的体制，在政治层面以外仍有很多方面工作要做，包括司法、社会、文化、思想、教育、媒体，很多工作都未做或只是刚刚起步。你以为只是对付完反对派，就万事大吉吗？”

刘兆佳表示，爱国力量的建设，有极大量工作需继续做，“甚至两年都可能低估了，这是长期的工作”。最理想的状态，是不用再出动《国安法》，港人自行懂得维护国家安全。

换个角度说，当经常要动用《国安法》，其实也表示《国安法》的权威不够，因为有很多人仍在挑战。

他又指，全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急剧变化：“香港的政治身份会变，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会变，一些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未必代表以后可以再做。从狭义来说，挑衅中共、损害中共在港人心中地位的事情，就是明显例子。五十年不变，从来没说过真的‘咩都唔会变’，不变的只是一些基本方针。”

散播对《国安法》疑虑即“软对抗”

国安新时代下，一些以往可做的事未来不一定可以再做，民主派不时质疑，“红线”无处不在难以捉摸，并认为此状况已足以在港制造“寒蝉效应”，形容香港“白色恐怖时代降临”。

刘兆佳指，要全面改造香港社会，短期内一定会出现寒蝉效应，因为《国安法》对于香港来说是新事物，仍未有人正式被定罪，要最终司法程序完结后才具体知道红线在哪。但他指从目前来看，《国安法》只是针对比较明显挑战中央、中共，意图冲击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如果纯粹对国家政策、管治方式、内地事务作正常的批评，未必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任何对中央的批评都会引起法律制裁，你看看六四，虽然不能集会，但个人、机构、媒体仍用尽方法勾起对六四的回忆、对中共的不满吧？也没有人去禁制。最多不能说那句‘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罢了。”

刘兆佳又批评，一些人借《国安法》的执法行动，煽动社会人士的担忧和恐慌情绪，其实也是在“曲线挑战国安法权威”：“他们是否真的觉得恐惧，我不敢肯定。但这实际上是在削弱政权和法律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助长藐视权威，营造有利反对派生存的主观意愿。这就是‘软对抗’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所说的就是这些。”

指“制造新敌人”说法不当　“弱势政府才会用这招”

现时香港政治环境下，原有反对派接近被消灭，公民社会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笔者曾访问多名民主派、中间派、温和建制派人士，多人曾不约而同表达一个担忧：建制阵营“宁左勿右”风气甚盛，当失去共同敌人后，为保持政治斗争机器的运作（keep the machine running），会继续挑起矛盾制造“新敌人”。

刘兆佳认为，这种说法是过度忧虑，今日香港面对很多政策改革需要，过程中无可避免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特区和中央政府反而需致力争取更多力量支持，何必在此时横生枝节。“毛泽东也说过吧？制造更多朋友，减少敌人。推动改革时，当然需要更多支持者，壮大社会和政治基础，拉拢原本有敌意的人支持政府，这才是王道。”

他又指：“不断制造新敌人，转移内部矛盾焦点，政府弱势时才会用这招，你看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民望低点的时候，就会拿中国大做文章。但今日香港政府已回复强势，是否还要用到这招？”

指中央对现有反对派参选期望不大

刘兆佳过往多次提及，特区管治过程中，需要“忠诚反对派”存在。他分析，中央理想中的“忠诚反对派”，是在政治议题上跟随中央步伐，在现有国家《宪法》、《基本法》、《国安法》三者组成的宪制框架内活动，基本行为准则是不违国家安全、不勾结外部势力、不瘫痪特区运作。遵守以上规定后，可以担当体制内的开明派，监督甚至在未来参与特区政府管治，推动体制内改革。

不过自从民主派35+初选案，大部份民主派代表人物已被捕被控；“和理非”元老包括何俊仁、杨森等人，亦因参与未批准集结被判入狱；选举制度修改后，参选立法会门槛大幅提高。民主派内有意见指，强硬执法行动，反映北京已铁下心肠对付民主派，选举制度亦把民主派摒弃在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预期会有民主派会继续参选？

刘兆佳直言，现时在公众视线内的反对派，确实转型机会很微，也不看好他们派人出选的机会，但这也是中央的预期范围内：“中央也没有说一定要靠现时那些反对派政党，现在没有足够时间让他们转型，（中央）也不觉得他们会。现在政治仍这么对立，反对派支持者也未必接受到政党转型。”

他认为，“忠诚反对派”更重要来源，在于现时政治包袱没那么重、尚未过多投入政治运动的人士，希望新的政治格局下，这些新人愿意参与实务工作、发挥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作用，甚至长远而言参与管治，成为爱国力量中的反对派。“坚拒投票支持‘忠诚反对派’的人一定有，但肯定有另一批人愿意支持。这视乎有多少新人才出现，愿意担当‘忠诚反对派’，再靠旧面孔未必有用了。”

▼2021年5月27日，立法会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

未见有团队可完整替代中策组功能

刘兆佳现为中大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擅长研究香港政治发展和社会形态，他曾于董建华、曾荫权任特首时期，出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达10年。

本届政府将中策组改组成“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全国政协委员、前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较早前向《香港01》提到，现届政府最大失策之一，就是将中央政策组弃而不用，轻视其为社会“把脉”功能，结果弄出2019年6月的严重政治风波，认为中策组不但要重设，甚至要增拨资源、功能“大升级”，进一步收集和分析网络舆论，为社会“探热”。

刘兆佳认为，中策组是否重设并非最重要，重点是现时本地和国际政治变化急速，总需要有团队从长远、宏观、战略层次思考问题，协助特首驾驭政府和香港社会、加强中央对港政策的执行力、担当联系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联系角色、制订管治大方向，并协助政府掌握不同层次的政治形势，只是现时似乎未见有团队可完整胜任此角色，“成立什么组，真的没有所谓，配合到政府施政，担当那些重要功能才是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