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处罕反击审计报告　黎栋国撑旧部　学者：似暗示“武官”超然

审计署昨日（28日）发表最新一份审计报告，指入境处需加强追查假结婚案疑犯下落，有2,609宗个案将积压至今年，半数已积压逾两年，最长至11年。其中一名假结婚案疑犯，入境处自2011年揭发事件以来追查多年都没有结果，等到2019年初疑犯去世仍未成功查问落口供。
入境处深夜发新闻稿严厉驳斥，指每宗假结婚个案皆有其独特性，“对于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严重破坏入境处专业形象，该处深表遗憾”，不论是出稿动作、措辞之强烈，均相当罕见。
结合近几年政治局面，事件令外界关注到，纪律部队的政治影响力是否急胀，以至可公开驳斥监管部门的意见，甚至有“武官压过文官”现象？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认为，入境处做法极不寻常，逻辑如同“阿sir做嘢唔使你教”，以执法部门的“专业性”为由，拒绝聆听批评，似乎在暗示纪律部队有“某种超然的地位”。
前入境处处长黎栋国表示，从报告可见，入境处曾经上门多次寻找疑犯，但“无人能写包单一定找到那个疑犯”，认为若单凭一个角度作结论，有机会产生偏差。

态度突变：由“同意”报告内容　到指控“胡乱批评”

根据审计报告，入境处去年有2,609宗涉假结婚个案未完成调查，将积压至今年，当中2,237宗交由专案小组处理，50%已积压逾两年，有167宗更已积压6年以上至11年。其中一个个案，审计署指入境处于2011年揭发后，追查行动“并非完全有效”，包括5度家访不果，虽然3次成功以电话联络，但对方从未应约出席讯问。

处方后来将疑犯资料输入电脑系统，等待机会截获，惟等到2019年初，疑犯在香港医院去世后都未有结果。至于两名涉案内地女子分别在“结婚”7年及9年后被入境处截获，但经讯问后，由于证据不足，入境处最终决定不检控。

在审计报告中，入境处回应指“原则上同意”加强查核怀疑假结婚个案，并同意检讨上述个案并汲取经验，日后加强措施追查假结婚疑犯的下落。

罕有公开驳斥审计报告

惟同日晚上入境处态度突变，发出长篇新闻稿，用词非常强硬，强调每宗假结婚个案皆有其独特性，严谨精密的搜证程序需时，以及就每宗个案需要搜集的证据都不尽相同，调查时不能只考虑片面资料，更不能一概而论。”新闻稿指，调查人员因应每宗个案的背景及独特性采取不同角度的调查手法，一向不遗余力打击涉及假结婚的罪行，“对于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严重破坏入境处专业形象，该处深表遗憾。”

翻查资料，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对审计报告的回应，一般刊载都在报告相关章节的后方，而且内容十分简短，大多是“同意”或“整体上同意”审计报告的建议，最多稍为解释部门的难处。通过新闻处发稿公开回应审计报告，过往甚为少见；用强硬措辞公开回应，过往更是绝无仅有。

审计署今日（29日）出声明回应指，不论是有关的局长、部门首长、公共机构主管或他们的属下人员，都应避免公开反驳报告书所载的审计结果。

纪律部队影响力增　警队曾公然批评张建宗

根据《核数条例》，审计署署长是香港特区政府帐目的审计师，行使监察的职能。署长可取得由任何公职人员管有的所有纪录、簿册、凭单、文件、现金、收据、印花、证券、物料及任何其他政府财产；要求任何公职人员作出署长认为适当的解释，或提供署长认为适当的资料，以便署长履行其职责；不受任何其他人或主管当局指示或控制。在《基本法》第四十八条中，审计署署长和入境处处长并列，也是需要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员。

今次事件似乎折射出一种政治现象：自2014年“占中”事件以来，纪律部队尤其警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至2019年反修例事件，警队成为冲突主角，最经典例子是元朗站7.21暴动及袭击事件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承认警方于处理事件与市民的期望有落差，政府愿意道歉，结果引发警队内部不满，警察员佐级协会主席质疑张建宗若能力不足应“退位让贤”，亦有警员匿名联署谴责张建宗，事件被外界质疑为“以下犯上”，亦违反《警察通例》中不得直接去信政务司司长的规定。4大警察协会其后与张建宗会面要求解释，最后表示“满意”司长答复后，风波才告平息。

入境处处长乃“升官位”

同为纪律部队，入境处负责边境出入境安全，一向备受重视，曾任入境处处长者，多人离任后都继续升官，叶刘淑仪、李少光、黎栋国升任保安局局长；陈国基退休后一年，即成为林郑月娥的特首办主任；曾国卫于去年4月升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首次有纪律部队首长“转跑道”出掌该局，被外界形容为“武官压过文官”。

▼张建宗与警队风波▼

马岳：逻辑如同“阿sir做嘢唔使你教”

马岳表示，入境处今次做法不符合政府一直以来的规定，因审计处本身是政府内部的监管组识，有既定程序，报告内容亦须转交立法会，如需政府帐目委员会聆讯、经审视后发现有问题，部门就应该检讨、改善，“但现在（入境处）如此反击，似乎代表他觉得不需要理会这些意见。一个被监管的部门，如此公然无视、反击监管者的意见，像是表示‘我啱晒，冇嘢需要改善’，潜台词即是‘阿sir做嘢唔使你教’。如这个逻辑延伸下去，任何被提醒的部门，都可以用‘你唔系做呢个位，你根本唔识’为由，完全不理会审计处的意见，那么整个审计署制度就如同已废掉了。”

至于事件是否显示纪律部队的实质政治权力正在膨胀，马岳认为有此危险，他指，入境处声明的用词，提到“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又指报告“严重破坏入境处专业形象”，似在暗示“刑事调查的部门有某种的超然性”。

黎栋国力撑入境处旧部：无人打包单一定找到疑犯

曾任入境处处长的新民党副主席黎栋国向《香港01》记者表示，从报告内容可见，入境处曾经上门多次寻找疑犯，又将其资料加入电脑系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本身资料极少的人并不容易：“无人能写包单，一定找到那个疑犯，正如警察通缉某个人，都不代表一定捉到。如果由不是作调查的部门，没有一定理解之下，单凭一个角度作出的结论，确实有机会产生偏差。”他期望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将来有机会深入讨论该审计报告，让大家掌握更多有力的依据。

至于事件背后是否有某种政治意味，黎栋国认为毋须有太多解读：“如果不满意、认为不对，那当然要说出来。正如你们传媒朋友，也觉得香港的言论自由很重要。那么有意见就说出来，有什么问题？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意见，其实很平常，如果不同意又不说出来，那就是默认了。”

刘兆佳：事件特殊　但处方需捍卫尊严和地位

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亦指，不需要过多解读，但承认今次事件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即使被批评部门不太同意审计报告的批评，也只是会作出辩解，今次入境处应是认为审计处的批评极不合理才有此激烈反应，也是要捍卫入境处的尊严和地位，部门首长亦有责任和需要捍卫下属以取得其拥戴。”他认为，没有政府部门会想搞砸与审计署的关系，不然往后随时受到“重点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