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讲｜香港能否塑造新时代“四大家族”？
恒基地产创办人李兆基本周一（4月28日）举殡，扶灵名单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新地资深董事郭炳江、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恒地副主席林高演以及港大校长张翔。这份名单与香港另一“四大家族”创始人郑裕彤九年前离世时相比，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差异。
两个扶灵名单 折射十年变局
郑裕彤在2016年9月29日离世，10月13日举殡，八人扶灵名单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时任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澳门特首崔世安、“四大家族”两位在世创始人李嘉诚与李兆基，以及郑裕彤的生意拍档和好友。单从名单来看，郑裕彤扶灵人士政商身份突出。与之相比，李兆基扶灵名单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不过，特首与中联办主任不在其中，难免引人猜想。
对此，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毋须过度解读，他强调，中央对李兆基的爱国爱港情怀赞赏有加。内地舆论确实颇为推崇李兆基，港澳办亦转发文章，称他“一生回馈社会，贡献国家，爱国心长存”。生荣死哀，也许确如刘兆佳所言，可以反过来看，如果一个资本家不做善事，亦不曾为国家作贡献，“你试下揾个特首扶灵，可能拜祭都费事嚟”。
扶灵名单引起想像，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位曾经咤咤风云的超级富豪相隔近十年先后离世，在这期间，香港与国家都经受了一波又一波震荡，香港长年积蓄的社会与经济矛盾更是以极为激烈的方式爆发，迫使中央全面探讨香港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重新调整“一国两制”的实践方针，也重新摸索与香港商界，尤其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地产商的关系。
当“四大家族”遭遇转型挑战
“四大家族”的创始人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与郑裕彤都是投资房地产累积财富，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资产遍及香港不同领域，通过资本影响力掌控社会经济命脉。他们既是香港拼搏奋斗精神的典范，也是广为诟病的“地产霸权”的化身；既成为所谓“大市场小政府”管治理念的主体，也埋下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的制度隐患。
郑裕彤离世之时，香港社会其实已在承受转型阵痛，表面的繁荣再也无法遮掩贫富差距、居住困难、土地供应不足与产业单一等结构性矛盾，但精英阶层的思维与行事方式并未及时转变，中央则基于对“一国两制”框架的战略性考量，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然而，不仅香港自身长期被忽视的深层次问题随着政治的躁动而浮上水面，世界格局也暗流涌动。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揭开了中美“摊牌”序幕。时隔一年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来到2025年，特朗普再度上台，用极粗暴的方式让全世界看到何谓变局。
香港社会热衷于探讨“机遇”，但“百年变局”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却一直未受足够重视。长期以来，香港将“国际性”等同于“西化”，精英阶层，包括商界在内，对中国崛起所撬动的世界格局变化反应迟缓。本月较早前，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火力全开，力数美国“要我们的命”，要求香港丢掉幻想，便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向仍存侥幸心理的香港精英阶层发出严厉警示。
大变局发生前，香港商界拥有相对独立的议程设置能力，到了今天，商界的话语权已不再取决于资本体量，而是其与香港转型发展，以及与国家战略的契合。长和集团面对美国觊觎其关键战略资产，匆忙出售多个码头却遭遇强烈反制，便清晰地表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仅仅依靠传统的生意模式扩大资本实力，已不足以赢得尊重。在全球化浪潮中，李嘉诚及其长和系一度被视为香港商界的标竿，码头交易风波却突显其既有企业发展模式在大国博弈下的局限性。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下的新角色
事实上，中央近年对香港商界的要求，更多地着眼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首李家超上周访问浙江时与“宁波帮”举行了一场座谈。“宁波帮”受瞩目，与习近平去年的一封回信有很大关系。习近平称赞“宁波帮”传承先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积极创新创业，但这绝非简单的乡谊褒扬，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对香港商界发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号召。李家超在杭州与包括DeepSeek在内的科创“六小龙”代表交流， DeepSeek年初平地一声雷震响全球，并非仅仅因为其盈利能力，更在于其发展方向契合时代需求。就如同当年的阿里巴巴与腾讯那样，不仅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变革，也向外释出影响力。
“融入”容易产生误解，不少人只谈如何配合国家战略，而忽略了香港自身发展的主体性与迫切性。中央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去年11月，夏宝龙南下深圳，举行了一场香港政府与商界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它既是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动员，更重要的其实是要求香港把握新的窗口。夏宝龙明言，香港工商界要以港为家、倚港兴业，积极探索新产业。这场座谈会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中央极力督促香港做好北部都会区开发，但特区政府与地产商之间却出现张力，暴露出香港传统发展模式的限制：当中央对香港的期待转向结合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深度参与与产业升级，香港的地产资本却由发展引擎异化为社会经济改革的枷锁。
香港能否塑造新时代“四大家族”？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二十五年之时曾明确提出，香港需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长久以来，商界被视为香港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但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并非否定其社会角色及至其所依赖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求他们在获取市场红利时同步承载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责任。这也是中央近年针对阿里等平台经济企业强力作出整改的关键原因，目的是逼迫新兴资本更好地服务社会。
香港政府过往迷信“积极不干预”的教条思维，以至屡次错失推动经济转型的良机，中央如今明确要求香港实现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结合，也是在促使香港实现政商互动模式的转型。从这个角度看，时隔十年两场香港超级富豪的葬礼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当旧有的政商关系难以支撑新的治理需求，香港商界需要找出自己的新定位，既要能够赚大钱，也要推动香港突破结构性矛盾，实现真正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毕竟，香港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前提是自己有足够的发展能量。
企业离不开社会，要受到真正的尊重，显然不仅需要金钱，还有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在挥别又一位“四大家族”标志性人物之际，如何塑造新时代的“四大家族”，是香港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