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通识科改革：一场陷入《天能》逆转状态的政治闹剧

本月上映的科幻电影《TENET天能》中，角色只要走入一道旋转门机器，出来后世界就会完全逆行，时间变成倒流、被火烧会冻僵、子弹会逆向由标靶收回弹匣。在香港，一场缠绕20年的政策争议，令人怀疑是否也走入了这道“逆向旋转门”。
教育局成立的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前日（22日）发表新高中课程最终报告。其中广受政界关注的高中通识科，小组建议保留为四大核心科目之一，维持“必修必考”，但课程内容缩减，容许学生选择不进行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IES）。小组又建议，在市场出售的通识教育科“教科书”，纳入现行的课本送审机制。建议同时遭到泛民和建制派批评，前者批评课本送审机制，后者则不满保留必修科地位。
通识必修科是前特首董建华时代产物，是回归初期教育改革一部分，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和李国章是主要推手，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人文质素，初时政府甚至强势硬推，一度惹来教育界及民主派不满。可是必修科实行下来，由于触及部分敏感的时政内容，建制派又质疑“黄丝教师教坏学生”，导致学生动辄上街反对政府，结果风向大变，逆转成“建制要删除，泛民要保留”，沦为一场荒腔走板的政治闹剧。

▼《TENET天能》剧照▼

推行初期：政府强推　民主派反对

本港专业界别从来是建制派的“眼中钉”，因专业人士知识水平较高，支持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者较多，尤其教育界。自有教育界功能界别选举以来，皆由民主派人士胜出。作为培育下一代的场所，学校的战略位置更加敏感。在这大背景下，着重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通识科，注定成为政治风眼中心。

通识必修科源于董建华时代。九十年代，社会关注到旧有会考高考课程内容过多，造成学生只会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缺乏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不符廿一世纪时代需要。2001年施政报告，董建华提出实行334新学制，其后课程发展议会着手研究，将通识教育列入高中必修科，旨在扩阔学生国际视野、人文素养。

张文光曾批通识或致“消化不良”

不过当时建制派对通识科没有太大反对声音，质疑反而来自教育界和民主派。如时任教协会长、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于2002年曾批评，不断增加新科目加重师生负荷，在现有科目加入通识教育内容已很足够，不须另设必修；2004年10月一场立法会会议上，张文光分别质疑通识列为必修科操之过急，会令学生“消化不良”，又建议新高中实施初期通识只列选修，试行3年后才决定是否必修；其他民主派议员如张超雄，都对通识必修科提出过质疑意见，担心配套未能做好。

此外对于教育界，如在新高中增加必修科，会大幅影响各大院校不同学科教师培训的学额，打乱教育界的板块，再加上通识是综合学科，如无良好的资源配套，或会将学生教至“通通都唔识”。因此，通识必修科建议出台初期，教育界对此甚有保留。

尽管如此，政府对通识必修科的态度倒是坚决得很。曾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及常秘的罗范椒芬、曾任教统局局长的李国章，于该年代主力推动通识必修科。两人经常向立法会、传媒推销通识必修科，又约见中学校长和教育学者商讨授课安排及争取支持。

最终教改按计划实行，新高中学制于2009年实施并授课，新制学生于2012年陆续应考文凭试，通识科至少须考获第2级才能获资助大学学位取录。而课程的落实执行，亦成为通识科争议的“旋转门”，将舆论带到另一方向。

风向大变：建制派口诛笔伐　民主派为通识辩护

究其根本，争议在于一个“X-factor”——人为因素。承上文，香港教育界以支持民主派占多，加上通识科六大单元中，“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部分内容涉及政治议题，如政党政治、六四事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于是当课程实行起来，学生被培养出批判思考，但政治立场不符官方心意，建制派又开始不满，舆论风向大变。现任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早于2011年已开始批评“通识科影响学生价值观”。

最大引爆点在于2012年，自该年本港政治矛盾急速升温。当年首届通识科卷一必答题中，包括政党政治内容，受到各大政党关注。再加上同年反对国民教育科一役，引发大批年轻人上街抗议，年仅15岁的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声名大振，2014年引发雨伞运动的占领公民广场行动，更以学生为主力，一种对通识科的不满情绪，逐渐成为建制派主流，他们质疑新学制“将政治带入校园”、通识科“毒害”新一代。

教改主要推手罗范椒芬于2014年9月初接受电台访问时，称学科原意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但内容已“异化”，偏向研究政治议题；梁美芬亦多次撰文批评通识科教师的操守、政见。2015年3月26日，梁美芬进一步于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议案，要求全面检讨通识科，包括改为选修科。

在会议上，为通识科辩护的议员主要来自民主派。教育界议员叶建源指，学科当然有可改善空间，但质疑有人刻意将通识科妖魔化；公民党陈家洛认为，不应将教师被投诉现象归咎通识科，认为该科能强化学生对公民社会和普世教育的认知；人民力量陈志全认为，有年轻人参与占领、反水货客示威，是政府犯错所致，将之归咎于通识科，是诿过于人。

消息人士：小组重视专业自主　聆听教育界意见占多

站在政府立场，要平衡不同党派对通识科看法也相当困难。就连和泛民关系极差的前特首梁振英，于会议上也只是回应通识科有其需要，不能因为部分教师利用课堂宣传政治立场而“抹煞整个通识科的存在价值”。时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也指，担心改变必修科地位会沉重打击整个教改和近4,000名通识教师士气。

最终，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去年6月起展开咨询，适逢去年起修例风波爆发，大批学生上街示威，至今1万名被捕人士中有约四成是学生。建制派自然将矛头指向中学，教育界、通识科更是他们的头号攻击目标，指控“黄丝教师煽动学生犯法”。今次小组建议保留必修科地位，相信又会引来建制派新一轮声讨行动。

一名熟知小组运作的消息人士向《香港01》记者慨叹，通识科争议已持续很长时间，其实各方意见小组都有聆听，包括教育界、政界人士、网上言论等。不过在聆听过程中，小组希望跟从专业自主原则，尽量不受政治干扰，所以成立聚焦小组讨论时，较多参与者是中学教师、校长，现时小组建议已出炉，教育局局长需时审视报告，最后才作决定。

该消息人士又坦言，学校课程设计十分复杂，有一套完整的审视机制，今次小组建议涉及的改动也有不少，如“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加大校长推荐的权力等，不宜过多聚焦在政治争议上。

不须过分放大通识科影响

况且，单单一个通识科是否真的对学生政见有如此重要影响，甚至“煽动”上街反对政府，本身亦有疑问。现时学生接触时事资讯的渠道相当多，有社交网络、主流和网上媒体等。通识科涉及敏感政治题目的范畴，亦只有少部分。因此对于部分建制派“通识科煽动学生上街”之类的指控，网上亦流行一个教育界人士的戏谑说法：“如果班学生咁容易煽动，我一早‘煽动’晒佢哋乖乖坐低做功课。”

通识科是20年前教改重要一环，课程如何改善，社会自然可以继续讨论，但从近年环绕通识科的争议，无不涉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政治口水。近年香港政治矛盾升温，年轻一代倾向反对政府，建制派急于寻找声讨对象无可厚非，但外在政治环境、政府表现往往才是影响年轻一代思想的关键因素，还望各界持平看待议题。

在通识科争议中，我们固然见证一场舆论风向的“逆转”。只不过香港经历多年政治纷争，社会撕裂至此，理性讨论、不同政见互相尊重的环境，相信再难“逆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