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延任｜那些年民主派的5场大分裂 有一次和今日出奇相似？
立法会延任一年后应否留任，近日成为民主派内部的讨论焦点。民主派现任议员已表态，大部分人倾向留守议会；抗争派则持续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泛民杯葛议会，不承认延任的合法性，并指选民的授权只有4年，争议沦为骂战。一场大分裂，似乎又即将来临。
其实自十多年前激进派冒起后，民主派内部已先后多次陷入路线之争，分歧一直都在，甚至可说分裂的时间是多于团结的时间。鉴古知今，本文会疏理近年间民主派5次最大型的分裂事件，几乎每一次，阵营都要花极长时间修补关系，甚至有部分积怨一直延伸至今。其中十年前的一次分裂，轨迹和今日可说出奇地相似……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表示，这类分裂情况在民主运动长期没有成果之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难以避免，尤其民主派人士会相对重视原则、民主、言论自由，内部分歧会更加容易放上台面。
▼2010年五区总辞、政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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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五区总辞”与政改之争 开启往后分裂局面
2009年，当时的激进派政党社民连提出“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建议，称想透过立法会五个地方选区各派一名民主派议员辞职触发补选，以单一议题回应政改争议，让市民公开表态支持双普选，向政府施加民意压力。该年9月，公民党响应加入行动。当时民主党对“公投”概念抱怀疑态度，民主党两大元老李柱铭和司徒华一度有意见分歧，前者认为公投可行，后者则反对。最终民主党2009年12月宣布不会参与行动。
2010年1月底，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黄毓民、梁国雄一同辞任，政府于5月16日举行补选。不过在中央严词批评、建制派和政府杯葛下，补选投票率只有17.1%，五人无悬念下重返议会。同年6月17日，时任特首曾荫权与“五区公投”总发言人余若薇公开辩论政改。
至于该次政改的另一大枝节，民主党两度进入中联办会面谈判，促成“超级区议会”方案。6月21日，政府修改原定的政改方案，在区议会功能组别中加入“区议会（第二）”，由在其他功能界别中没有投票权的选民选出，亦即现时的“超级区议员”席位，特首选委则由800人增至1,200人。不过，民主党的举动被激进派指控为“台底交易”、“密室谈判”，后者亦批评政改方案“出卖民主原则”。最终6月24及25日，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方案于立法会在民主党、民协放行之下，获得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是回归至今唯一通过的政改。
这场政改争议，将民主派明确分开成激进、温和两翼，正面而言是扩大民主派整体光谱，但反过来说，亦是阵营内部相争台面化的开端。时任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梁国雄对民主党猛烈批评，表示要与民主党分道扬镳，梁国雄更一度指司徒华“癌症上脑”引发争议。一连串的事件，导致后来社民连持续狙击民主党，而社民连自身又因狙击策略有分歧，于2011年1月再分裂出人民力量，于同年底区议会选举发动“票债票偿”行动。
回顾十年前这场争议，其实背后核心就是称为“坚持原则”与“走入体制争取民主、适度妥协”的路线之争，和今日民主派留任还是杯葛议会，轨迹十分相似；当年激进派的口号倡议，同样是“总辞”、“公投”等。
2013年：本土与大中华之争 令“六四”渗杂火药味
2012年，中港民生和政治矛盾浮上水面，本土派随之而生。自六四事件发生以来，港人一直风雨不改前往维园悼念，但此情况在2013年出现变化。支联会该年六四晚会原定主题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引起本土派反弹，有人提出香港人纪念六四不应背负“爱中国”的包袱，最后“爱国爱民”四字被抽起。本土派则于尖沙咀另起炉灶悼念。
这场“本土”与“大中华”之间的争论，将两派的意识形态分歧表露无遗。争论过程中，亦不免渗杂一些火药味，如《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批评，港人年年去维园流泪痛哭，只是为了弥补当年支援北京学生，最后镇压收场后的愧疚心理；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则反指陈云等本土派“放弃普世价值”。
2013年只是相关争议的开端，往后几乎每年六四，相关争拗都会被重提一次，直到今年六四集会首次被禁才没有发生。
2014、2015年：大台与退联、“左胶”与“鬼”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金钟以学联、传统泛民、左翼人士为首的“大台”是和理非路线代表，阻止行动升级或向蓝丝施袭者还击，也有左翼人士走到现场，建议让出部分占领区。自运动开始后，有本土派人士指控大台、“纠察”、左翼人士“骑劫”运动，认为他们无权决定弃守前线示威者夺取的占领区，不时有人走到现场大叫“小心左胶，提防散水”、“没有大台，只有群众”等口号，并试图“拆大台”；大台则拒绝本土派人士上台发言，左翼进一步指控本土派是“鬼”、“搞散运动”。两派之间积累严重的路线分歧甚至私人恩怨。
当时政府自10月21日与学联代表会面后再无跟进动作，运动愈拖愈久，民气持续消耗。11月30日，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升级行动包围特首办，但行动失败。其后时任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受访指，行动失败证明激进抗争未必有用，引起争议。随后本土派指控学联决策失误，并掀出学联财政混乱、决策不民主、无诚意改革等问题，发动退联行动。最终港大、理大、城大、浸大分别通过投票退出学联。
事隔多年，仍然有老一辈泛民中人对此事耿耿于怀，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去年出版的著作《判刑前的沉思》中，表示退联一事“诡异”，怀疑是中共派人渗透大学学生会所做的，但没有提出证据。
2016年：六号与七号、“新生代力量”与“关键一席”
2015年，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汤家骅辞去当时立法会议员一职，并退出公民党，触发2016年2月28日的新界东补选。当时三名主要竞争者，为民建联周浩鼎（3号候选人）、公民党杨岳桥（7号候选人）、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6号候选人）。梁天琦于年初一晚至年初二凌晨旺角骚乱后“走红”，成为“本土新生代”、武力抗争的代表人物，吸引年轻选民支持。
当时主流泛民认为如周浩鼎获胜，建制派在分区直选将有18席，可同时控制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的分组点票，必须守住“关键一席”，于是铺天盖地为杨岳桥宣传，甚至有部分人认为梁天琦的参选是“鎅票”、“益建制”，应该“让路”予胜算较高的杨岳桥。加上主流泛民在旺角骚乱中与武力抗争割席，两派再起论战。当日两人在选举论坛中的对战出现火药味，梁天琦的“无底线抗争”论与杨岳桥的“有险可守”论，象征两派的路线分野。最终杨岳桥取得160,880票，以1万票之差仅胜周浩鼎；梁天琦则取得66,524票，声势大振，泛民、本土各取所需。
两派的纷争表面上告一段落，实际上梁天琦和杨岳桥本人缝隙也不多。不过两派的支持者在补选期间已结下种种仇怨，间接导致后来两派势成水火。同年立法会宣誓风波，青年新政梁颂恒、游蕙祯成为舆论箭靶，其后被撤销议员资格，主流泛民的声援声音疏落，有民主派支持者亦在11月的反释法游行中反过来指骂本土派，本土派陷入长时间的低潮。本土派支持者其后也“礼尚往来”，在2018年两次立法会补选中拒投泛民，甚至宁投建制，被认为九龙西民主派两仗皆输原因之一。直至2019年反修例事件，两派才回复表面的团结。
2017年：“薯片叔叔”的浅蓝梦
2016年DQ事件后，本土派沉寂一时，街头示威和民主运动也失去方向。2017年特首选举，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与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短兵相接，与退休法官胡国兴共三人入闸。当时有部分民主派人士认为，“薯片叔叔”曾俊华擅长沟通、公关技巧高、取态在建制之中较为温和，相对“极左”路线的林郑月娥而言是“lesser evil”，当选可让社会“休养生息”，走出对立气氛。曾俊华当时破天荒同时获得建制、泛民两派的选委提名入闸，亦有民主派政党人士加入曾俊华的竞选团队。
不过民主派内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曾俊华同样是建制派，同样支持《基本法》第23条立法，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特首终究要向中央负责，谁人当选政治路线都不会有太大分别；本土派也认为曾俊华同样明言打击港独，与林郑没有分别。最终，曾俊华在民望占大比数优势下，以365票不敌777票的林郑月娥，这场“浅蓝梦”维持仅仅几个月随即破灭。
这次分歧相对前述4次分裂，在民主派内造成的裂痕不算多。不过民主派是否愿意支持一名浅蓝人士，倒头来还是“原则”和“妥协”之间的矛盾。
马岳：分裂具“必然性” 吁寻找回旋空间
一名不愿具名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向《香港01》记者慨叹，不像建制派般有西环统一口径、整体大局永远凌驾个人／党派利益，民主派的光谱非常碎片化，也没有任何“共主”可以统合各派、令绝大部分光谱人士都信服，有时少不免部分党派会将自身利益置于大局之上，相信此情况难以解决。
马岳亦向记者分析，本地民主派之间的分裂，背后有其必然性，因为民主运动长期没有成果，面对的打压也愈来愈强，肯定会有路线激进化的取向，激进派会愈来愈容易吸引支持者。在香港，近十多年都是这个轨迹，十年前社民连是激进派，到后来本土派登场，又有“勇武”、港独等等被认为更激进的派系，整个光谱拉阔了，冲突也愈来愈容易出现。去年反修例事件期间的“和勇不分”、“兄弟爬山”，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团结”，但始终一到选举，议席就只有那么多，僧多粥少；即使在体制外，占主导地位的路线也只有一个。利益冲突之下，更加容易分裂。
对于当前民主派局面，马岳建议各派多些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寻找中间落墨的可能，不要一开始就落入原则性的讨论，动辄提升到“all or nothing”的层面，不然永远没有出路。他指，双方都可以陈述各自主张的利弊、未来一年留或走的行动纲领，甚至进一步寻求议会内外协作的方案，达到另一种“兄弟爬山”的效果。
不过马岳表示，建制派也会有其内部分歧，只不过没那么容易放在台面。他指，支持民主的人一般较有原则性和理念，讲求民主、言论自由、平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能说，不须忌惮‘大佬文化’，那么分歧当然容易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