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倘“临立会2.0”降临　民主派“全面抗争”还是寸土必争？

立法会选举延期举行，现时政界焦点落在人大常委会如何决定未来一年议会真空期的安排。现时无论整体政治形势，还是未来一年议会势力上，都对民主派相当不利：一方面要面对北京划出的DQ红线，活动空间渐趋收窄；另一方面，如被裁定提名无效的4名现任议员无法过渡至未来一年的议会，民主派随时连三分之一关键少数否决权都失去。
对民主派而言，现时仍有一个更深层的两难问题要处理：一旦民主派失去关键少数否决权，甚至倘北京决定以类似临时立法会的形式处理未来一年议会，到底是接受任命，当欠缺议会影响力的少数派，还是抗议到底？如果是选择全面杯葛，又会否让23年前民主派齐齐“落车”，建制全盘主导的历史重演？
《香港01》向多名当年于回归后“落车”杯葛临立会的资深民主派人士了解，希望以其经验寄语后辈。多人都表示对此未有立场，大致认为应先视乎人大常委会的最终决定再作打算。其中，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进一步寄语，不论是否加入来年的“过渡议会”，现今民主派也要取选前DQ的前车之鉴，现阶段不应随意公开应对策略，而应该“睇定嚟食”。

当年临立会由建制主导　影响深远

回归前夕，时任港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组”政改方案，大幅增加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民主成份，引起中方强烈不满，导致中英双方政治角力。中方最终拒绝“直通车”安排，立法局议员于1997年后齐齐“落车”，中方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于1998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前填补空缺。临立会由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委会）以全票制选出。民主派不满临立会组成方式不民主，除民协外，其余民主派人士集体杯葛临立会。

由于临立会以建制派占绝大多数，立法工作方面，作出不少有利建制、被民主派认为限制人权的决定，影响一直延伸至今。例如李卓人于回归前提出的劳工集体谈判权私人条例草案被废除；《公安条例》修订后，游行集会亦由通知制度变为须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导致现时公众集会主导权落在警方身上。以至于近一年多政治气氛紧张，民主派多次集会申请被禁，最终屡有民主派人士因涉嫌协助组织未经批准集结被起诉。

李卓人是其中一位于前立法局年代任议员，见证民主派1995年至1997年最强势时期，以及回归过后民主派落车、长期当议会少数派的弱势时期。他接受查询时表示，作为原先提案的议员，集体谈判权被废除当然感到可惜，但认为即使当日民主派没有杯葛临立会，1998年第一届选举后的立法会，仍是以建制派为主导，废除集体谈判权、《公安条例》修订实际上也不可能阻止。因此，他认为两个问题应分开来看，不会说民主派杯葛“临立会2.0”，抗争就会忽然无路可走。

李卓人劝谏：勿撑得太尽　抗争应“只做不说”

事隔23年，历史随时重演，民主派阵营内近日亦出现一个讨论：一旦未来一年的过渡议会，以类似临立会形式运作，“选择性”任命现时的民主派，到底是“坚持原则”还是“寸土必争”。相关的立场分歧，亦随时成为另一场分裂的导火线。

李卓人表示，由于目前人大常委会未有最终决定，故讨论相关立场言之尚早。不过他认为加入也好，不加入也罢，其实都不是最重要，而是民主派各光谱人士应共同进退、讨论后得出共识，并且“只做不说”：“你一开始就亮出底线，策略暴露在阳光底下，那最后只会让北京‘睇定嚟食’。”

事实上，多名“抗争派”参选人在初选前签署声明，承诺“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这成为其后选举主任提问的重点之一，亦有部分参选人因相关理由被裁定提名无效。李卓人认为，固然DQ是政治决定居多，如政府有心DQ某参选人肯定会找到理由，但如民主派过早亮出底线、自揭底牌，则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参照上次经验，他认为民主派宜先观望人大的最终决定，再制订下一步，不要胡乱公开策略，取“后发先至”之效。

过往有素人及激进民主派声言，签署共同抗争纲领的作用实际上是“夹实”传统大党及温和派，确保他们进入议会后，抗争不会手软、临时变卦。未来一年，民主派活动空间收窄，“全面抗争”与“适度妥协”之间的矛盾定必继续存在。李卓人慨叹：“那就是考验各派别互信的时候了。”他又指现时恶劣环境下，最重要的是民主派同坐一条船、齐上齐落，不要再起无谓的争端。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民主派人士表示，今次过渡议会的安排，与当年临立会的争议不同，当年民主派其中一个杯葛理由，是临立会并非基于《基本法》成立，是政治角力的产物，以筛选产生，是以民主派不加入；疫情之下押后选举，可视为一种特殊情况，民主派实际应对方式需要再商讨。

他又认为，如果真的如特首所言，单纯以疫情为由押后选举，让现届议员延任才能自圆其说，否则改动现届议会的势力分布，则肯定涉及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