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张晓明最新演说分析　多番引述邓小平讲话的深层意义

久未公开发言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昨日（8日）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研讨会上，洋洋洒洒发表过万字讲话，详细解释了中央为香港制定国安法的前因后果，由大幅引述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精神的讲话、阐述中央主动出手的三条法理依据，到批评反对派欲“夺权变天”，整篇演讲说得非常直白，语调不见霸气但亦不太客气，确如张晓明自己所言：“打开窗户说亮话”。
中央港澳工作系统年初大换班后，“夏骆新局”呈现一种不回避争议、“有碗话碗”的新作风，张晓明今次讲话可说是一脉相承，特别是引述邓公反驳有人故意曲解“一国两制”初心，中央必须强硬应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希望港人认清形势选定“一国两制”正确之路等，都可视为中央在向港人喊话。
不过，亦有心水清者发现，张晓明虽自称“直言不讳”，部分观点却与中央过往表述并不接合，包括指“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以及要求港人反思2047年香港前途命运，能否获得全国人大的新授权等，似乎都与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及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有出入。究竟张晓明这段长篇讲话，代表中央的程度有多高？

张晓明的演讲题为《国家安全底线愈牢　“一国两制”空间愈大》，问了四个“为什么”，围绕中央为何要为香港制定国安法。他首先谈到要“回归初心”，想一想为何要实行“一国两制”，当中多次引述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例如邓小平于1982年见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时，提及中央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有层次区分，主权问题排在第一位，“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张晓明又引述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香港人士时提及：“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

引述邓小平的讲话仍有这一段，时为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草委时这样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

“港版国安法”出台后，香港民主派人士批评中央违背“一国两制”，违反《基本法》第23条特区“应自行立法”的规定，曾任《基本法》草委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更称，北京的做法违背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精神。

张晓明今次大量引述邓小平的讲话，正正是强调“一国两制”的初心，中央并非什么都不管，香港近年的时局变化，已到了“必要时非干预不行”的地步，因此中央出手既是势在必行，也是理所当然。可以说，中央对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初心没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仅是“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由去年反修例风波以来，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社会动乱，邓小平的先见之明，正正与中央今次出手一脉相承，恰好说明“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港区国安法即是显例。

解构中央出手法律理据

张晓明提出的第二个“为什么”，详细解释为何中央要出手处理香港有关国家安全立法问题。他列举过去一年社会乱象，包括有人围堵机场、四处纵火、对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当街泼油点燃，制造“火烧活人”的惨剧；性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明目张胆地鼓吹“港独”、“自决”等言论，外国势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他直指，面对这样情势，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有不少朋友说，中央这次出手是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逼出来的。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说法。他们把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克制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做得太过分了！”

正如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两会所言，香港情况日益严峻，街头暴力及本土恐怖主义日益猖獗，“港独”、“黑暴”及立法会中有人主张“揽炒”，加上外部势力借香港打击中国，长此下去“一国”会受到冲击，成为国家安全的“突出风险”，因此今次立国安法有必要性及合法性。

张晓明今次演说，解构了为何中央要主动出手，说明了中央出手的三大法理依据，一是国家安全事务本来就是中央统一管理的事务；二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本来就属于中央事权；三是任何国家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会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软，阐明了中央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律制度的来龙去脉，并直白讲明是反对派“迫出来”，这毋庸置疑代表了中央的想法。

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不过，张晓明这篇“打开窗户说亮话”的讲话，部分观点颇有商榷之处，与中央一贯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又正正是整篇讲话中最具“话题性”的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张晓明认为，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指，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则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变成外部势力一枚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认为这是影响“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的主要矛盾，“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乱象和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由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的。”

何谓香港“深层次矛盾”，此题目已讨论多年，观乎中央、建制派甚至部分民主派，大致都认同香港房屋、土地问题严重困扰香港，楼价高企、青年人上流机会减少，令社会积累不少怨气，这就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韩正上月在北京会见港区政协委员时就表明，香港有很多经济、民生的深层次问题，一定要从全局、长远、远近结合的角度，去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要回应香港社会和香港市民他们的关切，从中央政府来讲，会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解决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深层次问题。

张晓明的说法，明显与韩正的说法有出入。

诚然，打击社会动乱、以至“港独”势力属政治问题，确是香港现时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但绝不代表经济、民生就不是香港的“主要问题”，甚至可以说，相对普罗港人来说，与经济民生问题的关系更密切。张晓明的讲话，明确与中央的主旋律有别，这是否只是张晓明说的“见仁见智”？

罕有谈及2047年“警告”港人？

另一个颇堪玩味的地方，张晓明在演讲中力数多个香港社会现象，包括政府施政困难、国安不设防，国教难以推行，媒体对国家负面报道、中港矛盾等等，促港人要考虑2047年回归后，“香港要拿什么样记录，来获得届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的全国人民的新的授权呢？”

中央官员过往极少提及2047年后问题，张晓明今次讲话，似是拐个弯“警告”香港人要“醒定”，否则以这样的“劣绩”，“一国两制”在2047年后能否延续，还不好说。

不过，翻查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7年视察香港时已明确表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去年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亦浓彩重墨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并提到“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事实上，张晓明去年底在自己的解读四中《决定》文章中也说了，“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既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又怎可能轻易取消掉呢？“一国两制”是中央对港的基本政策方针，不是学校考试，香港的成绩不好就要丢失学位资格，反而是要更好地执行、完善“一国两制”，令香港的成绩追上去。这似乎更符合中央最高层一贯的意思。

张晓明的讲话亦透露了一些从未公开的事，例如他侃侃而谈“港独”如何在香港冒起，提到“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居然成为外国记者会（FCC）的座上宾，邀请他公开‘播毒’”，并引述有人指特区政府拒绝为FCC负责人、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续办在港工作签证，“是中央收紧对港控制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变相证实马凯被“DQ”签证原因。

有趣的是，张晓明回顾“港独”思潮时，指2012年反国民教育是“港独”源起，又提到自己2016年仍是中联办主任时，曾批评“香港民族党”，强调“绝不能养痈遗患，必须防微杜渐，露头就打，穷追不舍”。张晓明形容，今日回看这段话，仍认为自己讲了一留义正词严的话，听来颇有“一早讲咗你听”的意味，不禁令人联想，张晓明更似在为自己“平反”。

政圈普遍认为，张晓明批评“港独”，是无错的，正如时任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批评《香港民族论》，出发点并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手法。正如父母教仔一定是对的，但如果手法用得不对，例如只懂日日打骂，子女未必因而听话，反而怀恨一生，结果恐怕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