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夏宝龙罕有促香港改革 分析：含蓄批评港府不足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7月23日）会见访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明确表示希望香港“锐意改革，主动作为”，但陈茂波回港后却避谈改革，本地政坛也未有太大回响。有时事评论员认为，在中国官场文字表述中，当上层官员对下属提出希望，通常语带不满；而当夏宝龙当面要求香港改革，实则是在含蓄地批评特区政府过去两年的不足，意味行政长官有需要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改革的蓝图和措施。事实上，《大公报》也曾发表题为〈通过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社论，直指夏宝龙首次将“国家改革”和“香港改革”联系起来，寓意深远，值得港府和各界思考。

香港学研社召集人戴庆成周二（7月30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谈及香港特区政府现正面对“三变”压力。戴庆成指出，现届特区政府在落实国家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政府相当满意，“但不等于在其他领域就没有意见”，而近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接见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财金体系要员时，就罕有针对港府施政水平发表有别于以往的看法。夏宝龙直指香港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需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并且“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戴庆成认为，“在中国官场的文字表述中，当上层官员对下层提出希望，是带有不满的意思”，而当夏宝龙当面提醒陈茂波“三变”，希望港府扎扎实实擦亮香港招牌，“其实就是含蓄地批评港府过去两年的改革力度不够”。他又表示，现届政府上任后已经一改以往“大市场小政府”的思维，在经济、民生和地区治理层面的施政都取得不少成效，但有些政策推行过急，例如“盛事经济”被指规模太小、客群太窄，成效相当有限。戴庆成相信，夏宝龙之言，意味特区政府有需要在10月的《施政报告》提出改革的蓝图和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中上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分别访京并拜会夏宝龙后，夏宝龙分别以“取得积极成效，值得充分肯定”和“作出积极努力，值得充分肯定”评价两人的工作，结果引发本地政坛猜想中央并不满意文体旅局的表现。和是次会见陈茂波时一样，夏宝龙见杨润雄时也有提及“香港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香港旅游业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从而要求局方多用新思路、新办法解决问题。不同的是，当时夏宝龙只寄语杨润雄“在变革中实现大提升”，而今次谈话的对象虽是陈茂波，但实质所面向的是整个特区政府，要求当局“透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锐意改革，主动作为”——措辞更强烈，针对性也更明显，就是要求香港改革。

然而，陈茂波回港后，却避谈“香港改革”，本地政圈暂时也未有太大回响，分析认为是一众治港者们仍在等候有人一锤定音。不过，早在夏宝龙见陈茂波后，被视为紧跟中央路线的《大公报》已经发表题为〈通过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社论，指出夏宝龙首次将“国家改革”和“香港改革”联系起来，寓意深远，值得港府和各界高度关注及思考。

《信报》前总编辑、现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陈景祥则于周三（7月31日）在《明报》发表〈香港要改革 改革要民心〉一文，认为香港回归以来曾推行过涉及公务员体制、政治委任官员制度、各级选举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但成效未能尽如人意，因为未能令大部分人得益。他提醒，当下香港发展的“威胁”不在外部因素，而在我们的内部矛盾，诸如贫富差距、年轻人向上流的机会、社会保障、房屋医疗等等早已困扰多年的老问题；因此，香港要改革，特区政府就要争取民心，令港人有更强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