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货币政策：日本量化宽松的先例

江户时代【1】在日本的历史上有著独特的重要意义。日本由长达百多年纷乱的战国时代【2】，终于得以进入和平的时代。在德川家的统制下，社会由以往乡镇的简单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至都市化的近世社会。但在都市和商业发展的背后，封建的武士政权在商人的崛起下受到经济上的一定打击。而这种经济打击，直接影响了整个江户时代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亦同时的奠定了日本近代的演进阶段。

一、日本传统的货币

在日本，基本上存在著三类能与财富等同的物品—贵金属（金银货）﹑铜钱（上钱由中国输入，下钱由战国末年至德川早年开始在日本铸造）和米【3】。“米”本身并不能像贵金属（在日本以金为主）和铜钱一般作日常的交易，必须通过兑换才能使用。然而，作为封建支配下，支配关系的俸禄支付，“米”便成为一般武士的薪金，有著一种特殊的意义。

由于在战国以前，经济发展有限，而贵金属和钱的使用尚未流行，所以“米”作为一种薪金的俸禄支付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然而到了战国后期，甚至是江户时代，“米”本位的封建资产却受到了都市发展和商业发达带来的根本冲击。由于在和平时代“米”并不能作为雇用士兵，在战争的过程中进行财富的扩张；于是“米”在自我消费后便出现大量的盈余。同时由于都市发展所兴盛的商品经济，令到武士家庭必须将持有的“米”出售，以作为交换金﹑钱等货币在都市消费。也就是，“米”必须通过市场的浮动来决定其价值。

在缺乏战争的财富扩张模式，“米”的作用受到相当的限制，而金银和钱的作用却在都市发展下大大的提高。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供应上升，价值自然下跌。故此“米”的购买力在江户时代必然的下降。而从原始史料中，我们亦可见“米”的市值虽然保持，但其他日活必需品却有两倍至三倍的上升【4】。整个封建集团的收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所支配，江户幕府的领导层，也作为日本第一批的领导者必须的面对货币政策的问题，这即是日本货币史正式的开幕。

二﹑货币改铸的意义

幕府其中一个鲜明的货币政策便是货币的改铸贵金属。江户的贵金属货币改铸总大约共有八期。早年的改铸好像宝永七年（1710）及及正德二年（1712）所伴随的是“物价下调”之类的命令，企图以幕府的权威去阻止物价的浮动。这种行为与中国的例子是甚为相当的。然而日本在元文改铸（1736）中体现了一种改变。幕府醒觉到政府的命令，并不能违背商业的原则，于是乎其货币政策的思想不得不跟随著市场的需要而作出让步。

货币的改铸在世界各地区皆常见，而日本的贵金属货币改铸亦是通过成色品位的下降而作为收入来源。然而收入来源并不是改铸的唯一原因，在原始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幕府更欲利用改铸后货币量的增加这方法，推高米价帮助武士阶层，亦可为已发展中的商业提供很大的方便，实在是江户时代综合式经济和社会现象下所产生的结果。本文旨在探讨日本德川幕府早期对货币的政策，以及检讨元文改铸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意义。

三﹑幕府的货币政策与元文改铸的意义

如前所述，元文元年（1736）六月作出的金银货改铸令，在幕府对货币政策的观念上有著很重大的意义。在元文改铸之前，幕府曾改铸金银货凡四期【5】：（1）元禄八年（1695）铸造一系统的金银货；（2）宝永三年（1706）银货改造，同时下令物价下降及宝永七年（1710）金银货改铸后在正德二年（1712）下令新古金货同价使用；（3）又正德四年（1714）金银货改铸并下令复原庆长（1596-1615）制度及后正德六年（1716）再重铸金货；（4）享保十年（1725）金货改铸后，翌年重令物价下降。

1. 幕府庆长以降的货币改铸

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由庆长年德川幕府开府以降，至元和后的文政年间，货币的改铸形式有很明显的改变。在元禄八年（1695）以来铸造的新金银货，将成色大大的降低。以金货而言，除了实用性比较低的“大判”保持庆长时的成色，其他的金货“小判”﹑“一分判”和“二朱判”含金的比例都由80%以上骤降约30%至50%一半的水平。而银货成色下降了16%，虽没有金货下降的比例这般骤然，然而仍可以观察到元禄期改铸发行的金银货的成色有很明显的劣化。

铸造劣币而产生的通货量上涨，必然地会引致物价的腾踊。根据《大阪市史》【8】的记载，元禄七年大阪的米价为银65匁至69匁3分；至八年之时上升至70至80匁；到了九年的时候更进一步上升至105匁的高位。以元禄九年的价格与七年的对比，两年间米价上升了60%左右。随后的元禄十年米价在压力下回复到85匁至90匁的水平，米价大约上升了三成左右。

幕府于宝永年间的改铸明显的明了到通货量的上涨将无可避免的令物价高涨。宝永三年（1706）改铸银货和七年（1710）改铸金银货，将元禄以来的劣货重铸。其中金货“干字金”的成色一律回复到庆长时的84.29%的高水平。然而由于元禄的金货比银货成色远远的差，致使宝永年间的银价上升。【9】故为了把金价拉回正常的水平，重铸银货时将成色下降以便增铸银货以便其流通，平伏高涨的银价。就在宝永三年（1706）改铸银货之后，幕府颁布了物价下降的命令，可见宝永年间的物价上涨仍由于元禄的改铸所刺激。幕府在对货币流通有了基础的认识后，在宝永的改铸中欲以货币平伏物价。

而到了正德和享保年间，幕府这种货币的政策走向明显。正德四年（1714）和六年（1716）以及享保十年（1725）三次的重铸，基本上同时将金银货的成色回复到庆长时的高标准。发行良币的同时，幕府亦于正德二年（1712）下令新旧金同价使用和在享保十年（1725）重申了物价下调的政令。可见幕府于十八世纪初透过政令和货币的重铸，努力试图把物价拉回庆长年间德川开府的水平。

2. 元文改铸代表的货币思想和意义

江户时代新兴大都市如江户和大阪等，为战国以来以城作为中心发展的城镇带来相当的突破。就在和平的来临和都会发展同时，商业在日本有蓬勃的发展，产生了消费的商品市场和町座的都市文化发展。就在整体商业的发达的江户时代，物价难免的上涨【10】。从有关货币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理解幕府早期严重的缺乏经济知识。最经典的例子便是元禄的改铸，进一步刺激了物价的腾踊。

在宝永以降，幕府意欲将物价回复到庆长的水平，改铸了高成色的金银货，到了享保末年，的确令到物价下跌【11】。然而元文元年（1736）六月，幕府下令大规模的改铸庆长以来的金银货，以一比一的金银货兑换庆长和正德以来的良币；又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元禄和宝永年的金银货【12】。由6月1日至6月10日共兑换金货1, 028,160両及银货1, 451贯500文【13】，是江户早期最大规划的货币改铸。【14】

在这么大规模的元文重铸的金银贷，成色却严重的下降。以金货为例，小面值的“真文小判”和“真文一分判”只含金65.71%，比享保时的的大判含金比例还要低。而银货的成色比金货更劣，含银量只有不足一半的46%。由此可见元文的改铸将正德享保以来的良币方针一改，发行劣质的货币。

幕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有好像内藤聇叟所评论“这是吉宗公（有德公）平生甚为不当的施政，可称为他一生的恶政”【15】，认为元文货币的改铸乃当时将军德川吉宗所行的恶政，意在以改铸成色的下降得益的观点。虽然幕府成为改铸的得益者是不能否定的，然而元文改铸发行劣货币并增加通货量的方针终幕府往后百多年亦没有改变，若从多方面去思考元文改铸和其意义之时，可以发现幕府这种的行并非单统的为了从中获利。

经历元禄年间至享保年间三十年的时间，幕府的老中【16】开始认清了都市的经济发展，并在元文的改铸中将一直以来收紧物价的政策放宽。元文改铸正正体现了由收紧通货量变成放宽通货量货币政策的改变。放宽通货量的政策不仅是为了从改铸得益，同时亦与当时幕府的社会和经济观念有很密切的关系。

3. 元文改铸和江户幕府武士政策的关系

除了从改铸得到利益和方便商业发展等常见的原因外，元文改铸的方针尚表达了幕府对当时武士出现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在石高制主导的地区，武士的俸禄以米粮计算，上至“大名”的封建领主层以石高【17】来计算领地的收入；而大部分武士，包括德川幕府家直属的旗本【18】的年俸亦是以“石”来作支付计算单位。“米”是大部分武士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正如文首所述，“米”的作用在久历太平而不能以战功作财富扩张的江户时代，在面对发展极快速的都市文化和商业时，其作为“交易媒体”的货币特色，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所谓武士的阶层，在江户的时代才正式的从制度上订立出来。在战国中期以前，地区化的大名领主所支配的家臣，其实都是由当地的土豪领主层(国人)和有力农民领主所组成。在战国晚期，经过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日本统一的贡献，大名与家臣的从属体制才渐渐成熟，而德川幕府明文将武士与农民分开，正式出现了武士阶层。【19】武士阶层，尤其是在城市中仕职于大名家的“藩士”【20】，必然的要于市场中购买“米”以外的日用品。然而，“米”在日本虽然有特殊的地位，但在城市的日常的交易中根本没有正式的货币“交易媒体”的作用，要令其转化成有效的购买力，必须先将“米”出售而得金银等货币。“米”是江户时代武士家庭的主要收入，则武士实际的财富与生活，必须依赖“米”的市场价值。

自正德以来的货币紧缩，虽然把物价下降，使一般购买力上升。然而米价却同时的跟随物价下调，使得一般武士的生活处于困苦。幕府的老中渐渐了解到货币对市场的作用后，断然的希望反过来利用通货上涨的方法，推高米价，改善武士的生活。根据负责元文改铸的从事佐藤蕉芦自著的〈吾职秘鉴〉指出元文改铸的目的时提到“米价的下降时令到武士家庭生活困苦，将军吉宗对此苦思而召令（元文改铸），欲使米价腾踊”【21】，直接的写出了元文和铸是幕府针对武士生活困苦而欲利用通货上涨的方法去援助武士阶层。

由此元文改铸，我们可以真正的理解到幕府对货币的认知，历经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30年代，已经渐渐的能够理解货币市场的基本经济运作。就在享保二十年（1735）十月，幕府方颁布了米价定价的政令，意图利用政府的权威和力量去操纵市场。在翌年元文元年（1736）六月一日，元文改铸的开始，便立即将定价令废除。由此可见，元文的改铸不单止是单纯的改铸，更代表了幕府对经济和货币的态度改变。幕府明白单独依靠封建支配的制令，无法从根本上去干预货币经济。于是从态度上作出最大的让步，由制令转向从货币经济著手，企图利用经济和货币本身的规律去达到提升米价，援助武士阶层的目的。

四、结论

总结而言，从元文改铸可以观察到幕府将一直以来收紧物价的政策放宽。而放宽通货量的政策除了利益和商业考虑外，更是为了推高米价援助依赖“米”价的武士阶层。幕府在元文改铸中体现出一种初步，尝试性的货币政策，欲利用货币本身的特质取代命令性的法令。

元文改铸对江户时代的货币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在使金银货通货量上涨的同时，亦令钱货跟随而产生通货量的上涨。于是都市市场的价格在元文以降的百多年中逐更无可避免的不断上涨。通货增加和物价腾踊的问题一方面使商业进一步发达，然而却又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米”的经济地位必须跟踪著市场通货而浮动，使其经济地位更进一步破坏。长远而言，武士的生活也没有改善，同时农民亦被物价暴升所影响，终引致幕府晚期的社会问题。

参考资料

【1】 江戸时代，德川氏开府以来，江户幕府之统治时代，长达二百六十多年。
【2】 戦国时代，自十五世纪応仁の乱后，一直至十七世纪1603年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正式结束。
【3】寺岛一夫著：《日本货币制度论》（东京：白扬社，1937），页3-5。
【4】 寺岛一夫著：《日本货币制度论》（东京：白扬社，1937），页18-19。见物价表。
【5】 寺岛一夫著：《日本货币制度论》（东京：白扬社，1937），页225-239。参见附录（二）〈日本货币制度年表〉。
【6】豊田武，児玉幸多编：《体系日本史丛书13：流通史II》（东京，山川出版社，1982），页276-279。
【7】“匁”（もんめ），亦写作“文目”，为日本“尺贯法”中之重量单位，相当于铜钱一文，即约3.75g。十匁为一両，一千匁为一贯。
【8】幸田成友编：《大阪市史》（卷一）（大阪：清文堂，1978）。当时的定制为金一両兑银五十匁，就此推算元禄七年的米价相当于金 13匁(1.3両)至13.8匁；八年为14匁至16匁；九年则是21匁。
【9】豊田武，児玉幸多编：《体系日本史丛书13：流通史II》，页281-282。
【10】冈光夫，山崎隆三编著：《日本経済史—幕藩体制の経済构造》（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1989），页177-179。
【11】 豊田武，児玉幸多编：《体系日本史丛书13：流通史II》，页286-287。
【12】 东京都编：《东京市史稿》（产业篇第十四)(东京：临川书唐，1970），页655-657。引原始史料〈撰要永久禄〉。
【13】由于银货的交易量比较大，所以一般以贯为单位，折算成両即145,150両。
【14】东京都编：《东京市史稿》（产业篇第十四），页706-707。引原始史料〈元文金银引替一件控〉。
【15】原文“有徳公の平生のは甚不似合なる仕方、此公一生の悪政といふべし”。 和歌森太郎先生还暦记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近世封建支配と民众社会》（东京：弘文堂，1975），页116。
【16】 由德川家重臣所担任，有幕府行政决策权的家臣。
【17】“石”是日本“尺贯制”“尺贯法”中最大的容量单位。日本的一石约相当于180.39公升，与中国的石有所不同。而大名所领的石高，在江户时代有“表高”和“褢高”之分，表高指只计算稻作的正规收入；而“里高”则更包括领国像麦等非稻作的农作收入，以及由商人和市町中得到的金钱收人。所以日本的“石高”包含了远超过单纯“米”实体的货币意义。
【18】世代仕奉德川家的武士家庭，能够获得“御旗本”的地位，由于出战时负责德川家主阵的守卫，故有“旗本”之名。是德川家直属中地位比较高的中下级武士。
【19】栗田元次著：《江戸时代史》（下）（东京：雄山阁，1937），页1-21。
【20】江户时，武士分成两种：“藩士”供职于大名的城，而“乡士”则在乡间依旧为半农半士的乡绅。
【21】原文：“米価下直にて诸武家困穷に及ぶ事を御叹思召上られ、米価腾踊の为に”，大藏省编：《日本财政経済史料》（卷二）（东京：财政経済学会，1922），页625。引原始史料〈吾职秘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