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已经“失焦”　解决以巴问题需要另一个“基辛格”

12月1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人质/囚犯交换协议”之下延长又延长的一周停火正式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早上七时迅速恢复对加沙地区的攻击，还在网络上以阿拉伯语公布了加沙走廊（Gaza Strip）的区域划分地区，为每个小区配上编号，以便即时沟通对加沙民众的撤离呼吁。在大半加沙平民已因战火逃离家园，两百万人挤满南加沙之际，这种“便民系统”只是一个没有实效又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

交火与停火之间

在停火正式结束之前，西耶路撒冷已发生了造成三位以色列人死亡的枪击事件，哈马斯承认责任。虽然以、哈停火只限于加沙，但此等攻击已预示着双方都准备好不再交换人质/囚犯（按：哈马斯手上也大概没有足够的妇女或未成年人质去满足十人换一天停火的交换），预备好战火重临加沙。

双方重新交火，以军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清扫接踵而来，其空军也向南加沙大城汗尤尼斯（Khan Younis）投放疏散宣传单张，而哈马斯则恢复了对以色列的火射攻击，大都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下来。一周的停火，恍惚只是时间上的暂停，战场上的事态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

战火再起之时，BBC、路透社等不同媒体都引述消息报道，称由以、哈之间由卡塔尔和埃及作中介的停火谈判依然继续。本文出街之时，人们还不知道双方能否再次达成停火。

在此刻的一周停火之中，加沙一直处于交火和停火的边缘上，原来的四天停火在最后一刻延长多两天，两天又过去，到最后一刻，以、哈又将停火延长多一天。

人质/囚犯交换达成的停火，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换来战争的结束。集中讨论如何维持这一次暂时停火、如何让更多的人道物资能够进入加沙、如何施压以军减少杀伤无辜平民，只是治标不治本。治标当然比不治标好，但这并不能真正让加沙恢复和平。某程度上，这是一种国际外交的失焦。

交火、停火都无用？

以、哈加沙战争的困难在于，无论是交火还是停火，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持续交火，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以色列消除哈马斯在加沙内部的大部份军力和人力，暂时消除了加沙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但是在巴勒斯坦人建国权利不得到尊重之际，另一个“哈马斯”还是卷土重来。

二是以色列因为国际压力、以军人员伤亡严重等不同原因而在未清除哈马斯之前撤出加沙，让现时的哈马斯权力架构在加沙继续下去。这就等同于回复到10月7日之前的状态，下一个“10月7日”也难免会再次发生。

而持续的停火，则只能有一种结果，就是原本以巴冲突格局的维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很可能因为失去“不能阵前换将”的挡箭牌而被迫下台。以色列内部最有可能取代内塔尼亚胡的（按：民望最高）是前国防部长甘茨（Benny Gantz）。甘茨上台虽然将会改善以色列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的关系，但甘茨本人和以色列民众的主流意见都是要消灭哈马斯。

因此，一天哈马斯未被消灭，以色列还是会用跟10月7日之前类似的手法去封锁加沙，加沙民众依然会要活在“露天监狱”之中，哈马斯依然会伺机再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也会准备好再试一次把哈马斯消灭。在此背景之下，以、巴双方的主政者都没有条件同对方改善关系。

从哈马斯的角度来看，特别是现时在加沙主理哈马斯、负责策划10月7日攻击的哈马斯鹰派，如加沙哈马斯领袖辛瓦尔（Yahya Sinwar），以至哈马斯军事领袖戴夫（Mohammed Deif）等人，他们的短期目标已经达成。一是透过10月7日的攻击进一步压服在卡塔尔等地的哈斯马温和派领袖。二是透过针对以色列的战功（包括袭击和人质交换）争取巴勒斯坦人的整体支持，尝试在88岁的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落台后变成巴勒斯坦人当中的最有力领导组织。三是挨过了以色列前所未见对加沙的攻击，证明了哈马斯的存活能力。

这三个短期目标的达成，将充实哈马斯鹰派对自身路线的信心，不像2017年由马夏尔（Khaled Mashal）或哈尼亚（Ismail Haniyeh）领导的哈马斯般，愿意透过修改自己1988年的反犹太宪章而试图以温和化换取同以色列的最终和平共存。（当然，内塔尼亚胡并从来没有接受巴勒斯坦建国之意，哈马斯的温和路线最多只能换得更佳的物资条件，却不会换得以巴问题的政治解决。）

解决以巴问题，从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类似两国方案式的妥协，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犹太人，都必须接受对方有生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权利，都有平等的民族自决权利。

内塔尼亚胡式的“种族隔离”、对巴勒斯坦人民族自决权利的否决，当然不可取。但哈马斯般要求最终要击败钖安主义、使以色列这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于巴勒斯坦土地之上的立场，也只会使以巴问题更为难解。

美国依然是可能的解方？

但环视全球，谁最有可能促成两国方案式的妥协？答案依然是美国，特别是拜登民主党当局主政的美国。

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影响力无可质疑。而美国影响力的缺失则在于哈马斯这一边，毕竟对于这个被美国定义为恐怖组织的类政权实体，美国是连直接对谈也不愿。在10月7日的恐袭发生后，消灭哈马斯也成为了拜登当局的坚持，因此不断强调以色列在加沙有继续战争的理由，而其对以色列的影响力也只发挥在劝说以色列多加照顾人道问题的表层上。

11月30日，此次冲突发生以来第四度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对以色列作出了此前未见的最强烈人道主义要求。“在以色列重启主要军事行动之前，它必须设立好最少化无辜巴勒斯坦人伤亡的人道主义平民保护计划”，包括清楚准确地划定加沙南部和中部的安全区、避免大量平民迁徙、避免破坏医院等关键基建。他更声明，以色列有“全球最先进的军队之一”，有能力在消灭哈马斯的同时去保护平民——换句话说，“做不到”并不是籍口。

美国的施压，当然是好事。但这只是一种渐进主义，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局势。

布林肯发言的前一天，刚好是美国外交家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去世的一天。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基辛格坐在布林肯的位子上，他会如何解决此刻的加沙战争和以巴冲突？

基辛格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几乎一手促成了中美破冰，尤其是他同当时的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联手绕过国务院建制去对中国启动秘密外交（按：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的计划，连当时的国务卿也不知道）。秘密外交背后当然有基辛格同国务院争权的考量，但也有其现实需要——国务院的外交官僚往往故步自封在美国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同共产主义的“正邪对立”之中，同“共产中国”改善关系，等同于与魔鬼交易，将会遇到重大阻碍。

而基辛格外交最为成功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为了大局着想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去放弃这种思识形态的考量。外交，并不是正邪对立、并不是非黑即白。

套用在以巴问题上面，也是如此。美国要认知到的，是哈马斯并不是铁板一块，哈马斯也存在如今失势的温和派（按：虽然这一派人如今的公开表态也是跟从着强硬路线）。美国要放弃的，是“消灭哈马斯（按：等同于邪恶）”的坚持，而改而主动去亲自接触哈马斯身在加沙以外的温和派领袖，提出一个大妥协的方向——即是哈马斯公开放弃消灭以色列的目标、交出10月7日袭击的主脑，换取哈马斯重返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色列当局重启基于两国方案的谈判、加沙停火、解除封锁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帮助。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外交大动作，要冒上“同恐怖组织妥协”的骂名。但基辛格当年尝试与华破冰之初，岂不是也要面对同类的困难？

也许，以巴的破局所需要的正是另一个或另一些愿意冒险一博的“基辛格”。可惜的是，拜登和布林肯都不像是另一对“尼克逊和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