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均衡”？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的访华行程刚刚结束，英国外相祁湛明（James Cleverly）又接着来华。
8月30日，祁湛明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及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试图为跌至低点的中英关系破冰。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从历史演进的大视野看，中英关系面临何去何从的战略选择。中方始终重视英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特作用，始终致力于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始终认为中英合作具有全球影响。祁湛明表示，英中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全球视野的大国，积极的英中关系将使两国人民和世界受益。
新华社的报道还称，祁湛明表示，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英方致力于加强对华沟通，采取积极行动解决困难，增进理解，拥抱机遇。英国企业期待开展更多对华合作，开拓中国市场。两国政府应共同努力密切经贸联系，释放经济活力，加强在科技、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要指出的是，五年多来，中英关系经历了明显的恶化。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发难”开始，在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的背景下，中英关系在约翰逊任首相时期开始下滑。苏纳克在出任英国首相后，正式宣布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结束，并在2023年3月将中国定位为“划时代挑战”。在此背景下，祁湛明在中英外交互访中断五年之后再度访华，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虽然不能期望显著恢复中英关系，但至少是中英关系趋向改善的一个明确信号。据媒体报道，在祁湛明之后，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Dominic Johnson）也计划近期访华。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美国、英国高官先后访华并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有着内在关联。由于美英特殊关系的存在，英国在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实际上是受制于美英特殊关系。具体到中英关系来看，当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整体调整对华战略之后，英国必须跟随美国的战略调整，根本不可能单独维持独立的中英地缘政治关系。因此，中英“黄金十年”关系的终结就是一种必然。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英国高官近期对中国的访问呢？安邦的研究人员曾经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存在一种“钟摆定律”，指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像钟摆一样摆动。最好的关系与最坏的关系形成了两个极端，但都是小概率状态，在大部分时间、大部分情况下，国际关系都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只是偏离度不同。即使在特殊时候，国际关系维持在某种极端状态，但只要不走向旷日持久的战争（热战或冷战）状态，国际关系最终都会从极端状态向中间状态回摆。这种规律在地缘政治领域、在全球化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的最新变化，就符合“钟摆定律”，目前正在从最坏的极端开始回摆。这是在美国推动西方对华博弈进入冰冻期后，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双边关系的一次整体调整。要特别指出的是，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的回摆，并不代表美英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出现结构性的调整，而只是对一种极端对立关系的有限调整。简单来说，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谷底了，在经贸领域里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将很快发展到伤筋动骨的程度。算国际政经的大账，再恶化下去，双方付出的成本将会很高，收益则会快速递减。因此，有限改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美国和英国来说，都是各自的现实需要。
安邦研究人员此前曾分析，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的这种有限变化，将会在整体恶化的政经关系下、在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不变的大背景下，在一些相对“无害”的领域，达成一种新的“合作均衡”。
在我们看来，这种“合作均衡”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有限合作，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程度都是有限的；二是“领域安全”，即双方的合作集中在一些与政治、国家安全关联性不大、敏感性不强的所谓“安全领域”，比如传统经贸、传统投资、旅游、气候变化等；三是地缘政治格局不变，与全球化时期的普遍合作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会界定“合作均衡”的边界，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基本背景。具体建立经贸领域的“合作均衡”时，双方虽有地缘政治分歧或对立，但不会选择全面对抗与脱钩，双方会划定哪些是敏感领域，这是受保护领域；哪些是无害领域，这是可合作领域。用雷蒙多的话说就是，“保护该保护的，促进该促进的”。
我们相信，“合作均衡”可能成为地缘政治主导世界、逆全球化阶段的一种新模式。与全球化顺境时期的全面合作与共赢格局相比，现在的“合作均衡”当然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国际合作，可以视为全球化在地缘政治时代的扭曲变体。但是，与极端地缘政治博弈造成的双输或多输格局相比，“合作均衡”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进步。通过建立“合作均衡”关系，相关合作方能够在地缘政治博弈造就的狭窄世界里（这种结果是非常愚蠢的！），寻找到宝贵的合作空间；在政治正确优先的厚重冰层之下，寻找到双方或多方都能利用的透气孔。
在世界层面，“合作均衡”的格局只有大国才能构建，因为“合作均衡”的实现，需要有一些基本实力做支撑。这些基本实力可以是经济影响力、市场空间、军事能力、人口规模、科技能力、金融实力、产业能力等全部因素或几种因素组成的综合实力，是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重视的、很难击倒的综合实力。即使是对你保持敌意的国家，因为无法轻易地击倒你，又无法回避你，才会寻求与你建立“合作均衡”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大国才具备这种综合实力。
不过，“合作均衡”并不是只有大国才能玩的少数人游戏，小国/经济体同样也可以积极地、建设性地、有作为地参与“合作均衡”的构建，推动“合作均衡”格局的形成。但小国/经济体必须意识到，他们可以建设性地参与游戏，但无法主导“合作均衡”的基本格局，其根本角色是参与性的。理性来看，如果小国/经济体要在“合作均衡”中保持安全，就必须真正做到“合作”与“均衡”——对小国来说，“合作”就是与大国集团双方都建立合作，“均衡”就是指不要极端地站队，与其中的某一方大国形成完全的对立。如果冒失地打破“合作均衡”原则而选择与某一方大国对立，当“合作均衡”格局改变时，小国往往很容易成为牺牲品。
这里不能不谈谈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日本与韩国在地理上是标准的东亚国家，与中国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在地缘政治上，两国则属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二战及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迄今70多年，日韩两国在地缘政治上很少同时处于一种极端而强硬的政策中，与中国的关系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均衡，保留一定的弹性。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空间紧密，三方都能从中得益。多年以前，一位韩国资深外交官与安邦研究人员沟通时就坦率地表示：中美两国对韩国都很重要，韩国在安全上需要美国，在经济上需要中国，维持这种安全与经济的平衡，是韩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在逻辑。中日关系的发展同样如此，过去70多年来，虽然双边关系仍有波折，但大致上仍然维持着不同的均衡。
但遗憾的是，现任日韩两国的领导人似乎缺乏对均衡的基本认知，抛弃了过去长期积累的传统智慧。在大国推动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不管不顾地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一路狂奔，完全不顾及与中国的“合作均衡”，不尊重历史形成的外交遗产，似乎也不想为今后的邻国关系保留余地和空间。站在中国以外的第三方角度看，日韩目前的国家策略和外交政策，可能过于短视而肤浅。今后，美国如果一调头，基于自己的利益来改善中美关系，寻求更多的“合作均衡”，日韩在政治上短视的政策制定者，会立刻傻眼。
俄罗斯的命运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极端案例。在发起乌克兰战争后，俄罗斯已经被排斥在世界层面的“合作均衡”之外，只能与极少数国家建立个别性质的双边合作关系。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命运就是“去国家化”，这是一种国家失败的象征。尤其是对一个曾经的大国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未来很长时间内，俄罗斯都很难恢复实力与声誉，连“合作均衡”都很难实现。
俄罗斯的遭遇带给其他国家的反思是，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努力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合作与沟通，尤其是与西方世界，即使价值观不尽相同，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结成全面合作关系，也应该努力与大多数国家形成“合作均衡”关系。这不是谁求谁的问题，而是双方的一种需要。建立“合作均衡”关系，既是一种政策目标，也是一种政策约束，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在外交策略和政策制定中，需要更多地基于“合作均衡”目标来构建政策，确立自己的底线。回头看近两年的国际局势，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国最高决策层清醒而冷静地确立了中国的立场，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提出了自己的和平主张，而没有被一些极端民意所裹挟。决策层的自我定位和定力，无疑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为中国保留了建立“合作均衡”的空间。
最终分析结论：
当前，中美关系、中英关系都出现了一些和缓的迹象，基于这种有限的关系改善，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大国，将会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在经贸领域内构建起一种基于合作的“合作均衡”的框架关系。在一些相对安全、低政治敏感度的领域建立“合作均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合作的重要模式，这是仅次于全球化顺利发展时期的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