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再集权（二）：反战派已被击溃　接下来轮到不听话的战狼了

8月23日，瓦格纳创办人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又译普里戈津或普里格津）坠机身亡，距其6月24日发动兵变，也不过2月光景。8月29日，普里戈任与瓦格纳后勤与安全负责人切卡洛夫（Valery Chekalov）低调下葬，葬礼不对外开放、普京（Vladimir Putin）也未出席，克里姆林宫虽严正否认自己与坠机有关，却也明显不愿普里戈任带著荣光长眠。

据《莫斯科时报》（The Moscow Times）报道，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俄罗斯消息人士称，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葬礼层级与流程，最后决定在不授予任何军事荣誉的情况下，秘密埋葬普里戈任与其他瓦格纳高层，包括确保棺材入土时，不会有大量居民、雇佣兵和同情者在附近聚集，同时阻止直播或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其原因也相当显而易见，消息人士指出，普京对兵变始终耿耿于怀，且俄罗斯也不需要一个“进军莫斯科的英雄”，部分海外媒体因此戏称前述防范是“特别葬礼行动”（Special Funeral Operation）。

再观察俄罗斯舆论场，本土媒体们普遍与克里姆林宫口径一致，在报道普里戈任一事上异口同声；向来“做自己”、崇拜普里戈任的军事博主（Milbloggers）们，也似乎开始了自我审查，除部分盛传“普里戈任诈死”、被认为是刻意要盖过葬礼消息的Telegram频道外，多数军事博主都不敢将坠机事件与克里姆林宫相联系，更不敢批评普京对瓦格纳“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甚至不敢多提普里戈任，而是更专注于前线消息。

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普京先是压制反战舆论，成功消解了自由派的政治能量；而今藉著普里戈任兵变，噤声的大棒似乎来到了“战狼们”眼前，昭示著普京即将进行的“再集权”。

反战派溃不成军

首先观察普京对反战舆论的压制，基本上相当成功，大有对俄罗斯自由派犁庭扫穴之势。

其实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普京便有管束自由派的尝试，其原因相当复杂，基本上可以简述为：经历2003年格鲁吉亚颜色革命、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2012年总统大选舞弊攻讦等事件后，普京体认到了“西方话语”对俄罗斯的威胁性、部份自由派精英的“勾结外部势力”潜能，以及过度自由化可能引发的政治不稳，因此开始以把控媒体舆论、清查相关组织，来推动缓慢的政治整风。相关动作包括强化克里姆林宫对媒体的控制、扩大国有媒体规模、在2012年颁布《外国代理人法案》，以及授权俄罗斯联邦通讯、资讯科技和大众传媒监督局（Roskomnadzor，俄语：Роскомнадзор）监管互联网与媒体的权力等。

而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顿巴斯内战，便是俄罗斯近年第一波整风的小高潮。藉著打压反战言论、封杀与政府口径不同的战争报道，克里姆林宫对自由派舆论场进行了初步整肃。

例如知名线上报纸Lenta.ru便因在3月10日发布对乌克兰右翼组织Правый сектор的采访，而遭到Roskomnadzor警告，接著又因在12个月内收到第二次警告，面临被法院终止大众媒体许可证的威胁。Lenta.ru的董事长亚历山大·马穆特（Alexander Mamut）于是下令解雇主编蒂姆琴科（Galina Timchenko）在内的39人，改由亲克里姆林宫的戈雷斯拉夫斯基（Alexey Goreslavsky）担任新主编，这才保住了Lenta.ru的媒体生命。蒂姆琴科则与部分前员工一同至海外创办Meduza，成为今日揭露俄罗斯政情的重要媒体之一。

无独有偶，创立于1990年的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声》（Эхо Москвы）也在2014年11月收到Roskomnadzor警告，称该电台播放的顿巴斯内战第一手证词是“为战争罪行辩护的信息”，若在12个月内收到第二次警告，电台可能会被关闭。Roskomnadzor同时封锁了一批抨击俄罗斯对乌行动的网站，包括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博客，以及Kasparov.ru等惯于批评普京的小型新闻网。

但前述种种整顿，都不能与2022年3月后的力道相提并论。

该年俄乌战争爆发后，Roskomnadzor先是进行了整体规范，要求俄罗斯大小媒体都须删除“特别军事行动”报道中，称俄军“攻击”、“入侵”或“宣战”的相关描述；接著进行了各别狙击，先后点名《莫斯科回声》、《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inoSMI、Mediazona、《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雨电视台》（Дождь）等媒体，称其发布“有关砲击乌克兰城市和乌克兰平民伤亡的不准确信息”。

在此之后，《莫斯科回声》、《雨电视台》于3月1日被停播，原因是播送“关于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号召极端分子的信息”，两家媒体的部分高层选择转赴海外另起炉灶；《新报》则是停止在俄出版多时，最后于同年9月被吊销执照。

2022年3月4日，普京签署新法案，赋予政府可用“发布有关俄罗斯军队及其行动的虚假信息”之名目，起诉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权力，同时禁止任何传播“不可靠”信息、“抹黑”俄罗斯国家或武装部队，以及支持对俄罗斯制裁的在线资源。法案的术语定义相当模糊，等于是为俄罗斯的审查制度提供更多空间，并赋予当局近乎无限的监管自由裁量权。

其中，“发布有关俄罗斯军队及其行动的虚假信息”伴随著最高15年监禁，不少媒体都为此停止报道“不同于官方口径”的乌克兰前线消息；Roskomnadzor也在法案签署同日屏蔽了多家外国媒体，包括BBC俄罗斯新闻、美国之音、RFE/RL、德国之声和Meduza等。

一套组合拳下来，不只反战舆论偃旗息鼓，自由派舆论场、宣传组织也受重创，相关立场的政治精英更是只能低调行事，即便不如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般突然“战狼”，也必然是对战争的负面消息讳莫如深。或许正因如此，2022年9月的哈尔科夫（Kharkiv）大撤退、普京宣布动员，以及11月的赫尔松（Kherson）大撤退，都没能引爆反战舆论与自由派的野火燎原，至多是激发转瞬即逝的零碎星火。

当战狼站到国防部对立面

但时间久了之后，普京又面临新挑战：“战狼们”正在国防部对立面聚集。而其声势基本上也是普京一手造就。

如前所述，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克里姆林宫迅速压制了反战舆论，关闭了多数自由派与独立媒体。与此同时，主战鹰派在政府默许下大行其道，因为普京亟需支持战争的声音，结果以Telegram为基地的军事博主们迅速崛起，这群人的立场强烈亲战、支持冲突升级，民族主义色彩强烈，部分博主甚至本身就是极右翼，也就是俄罗斯声称要在乌克兰消灭的群体。

其中，有不少博主的追随者数量相当可观，且其发布的消息不论正确与否，都容易被粉丝识别成“最权威独家”，故在战争之初成了普京维稳舆论的重要工具。例如面对乌克兰与西方严厉控诉的“布查惨案”，军事博主们基本上异口同声，都称这是抹黑俄罗斯的虚假讯息，是西方与乌克兰对俄信息战的一环。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随著俄军在乌克兰陷入胶著，军事博主们的评论开始失控。其中，有部分博主因为本身就在战地前线，所以传回了“不同于官方口径”的前线内幕，揭露俄军的挫败与失误；部分博主虽不在前线，却也开始将矛头对准国防部，批评防长绍伊古（Sergei Shoigu）、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蠢笨无能。接著因为瓦格纳自2022年下半起积极参与作战，其创办人普里戈任又将Telegram当成宣传渠道，大批军事博主于是转而吹捧瓦格纳，对正规军的鄙视自然更趋强烈。

简单来说，经历超过一年的战事起落，Telegram的军事博主们已从一开始的俄罗斯爱国阵地，转为群嘲俄罗斯正规军的大本营，再变成瓦格纳的“夸夸群”。有趣的是，无处可去的反战群体们，因为眼见军事博主整日批评俄军，所以也纷纷前来关注，形成了主战阵地中，极右与自由派“各取所需”的神奇画面。

而许多军事博主们也在吸纳右翼、自由派、瓦格纳粉丝等群体后，茁壮为势力庞大的舆论领袖，例如《共青团真理报》的军事记者亚历山大·科茨（Alexander Kots），其Telegram频道《Kotsnews》有62.4万订阅，是2022年2月时的6倍，科茨本人还在2022年11月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曾在俄国防部新闻部门工作的米哈伊尔·兹文丘克（Mikhail Zvinchuk）也是，其Telegram频道《Rybar》有高达118万订阅，是2022年2月时的16倍以上，普京也在2022年10月将兹文丘克纳入动员工作组。

而这些博主成日批评俄军，当然早就引发国防部不满。例如2022年10月，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就曾要求Roskomnadzor检查《Rybar》是否存在“虚假”新闻和“抹黑”俄罗斯军队的情况，最后《Rybar》在检查前夕狂发了动员广告，似乎因此得到豁免。归根结柢，普京的立场还是关键，只要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默许，监管部门自然睁只眼闭只眼。

但如此宽容，似乎在2023年6月24日瓦格纳兵变后走向了压制。如前所述，军事博主们是瓦格纳“夸夸群”的重要支柱，例如经营《Rybar》的兹文丘克就曾与普里戈任进行合作，接受后者的Telegram频道分配资金。但当普京定调瓦格纳“叛国”、进行一系列动作后，各博主似乎嗅到了不寻常的政治风向，纷纷开始自我审查、与瓦格纳拉开了距离。

6月27日，国家杜马教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亚娜·兰特拉托娃（Yana Lantratova）表示，国家杜马将提议成立“授权监督博客活动的机构”，同时提交一项关于博客作者注册为“大众媒体”的附加法案，定义博客作者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法案当然没有特指军事记者或军事博主，但在自由派已经溃散的情况下，军事博主明显就是法案即将管束的新对象。

7月22日，军事博主伊戈尔·吉尔金（Igor Girkin）被克里姆林宫逮捕，罪名是“公开煽动极端主义活动”。吉尔金此前曾于联邦安全局任职，且长年参与乌克兰事务，包括在2014年顿巴斯内战后短暂担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防长、被指涉入马来西亚航空17号航班击落事件等。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吉尔金又以军事博主身分积极活动，不遗余力批评俄军高层，并在2023年4月与一群民族主义者成立“愤怒的爱国者俱乐部”（Клуб рассерженных патриотов），主张“和平方案”只是“反战官员”恢复海外财富的障眼法，且国防部也为促成“和平方案”而养寇自重、不尽力打出攻势。

可想而知，如此说法引来不少批评，“愤怒的爱国者俱乐部”也因此被认为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强硬派的打手，目的是搅弄舆论，迫使普京无法过早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换上“真正能打仗的国防部指挥高层”，让俄军在乌克兰“大杀四方”。平心而论，不论上述猜测是否正确，在瓦格纳兵变后，要求撤换国防部高层的主张，基本上都会被识别为挑战普京的“不怀好意”。正如笔者在《普京再集权（一）：驯服瓦格纳，就是阻止“后普京时代”到来》中所述，普京之所以必须拆解瓦格纳，关键原因还是后者涉入了军中政争，并被认为可能是要提早布局“后普京时代”，这才不得善终。

同理，不论吉尔金曾有多少战功、“愤怒的爱国者俱乐部”有多么“爱国”，其之所以能活跃行动与发声，关键还是当局的支持与默许。但当“战狼们”开始触及广大人群，甚至主张改易高层人事，其便难再享有克里姆林宫的宽容，瓦格纳兵变更是给了当局整肃理由，因此不论吉尔金、瓦格纳、普里戈任，曾以爱国情绪要胁普京者，都无法再保有前半生荣光，不是锒铛入狱、惨被解体，就是死后没有任何军事荣誉。

当然，比起自由派与反战舆论，“战狼们”还是普京相对重要的民意基础，因此克里姆林宫不太可能对“愤怒的爱国者们”进行大规模压制，而是更倾向杀鸡儆猴：用普里戈任与吉尔金的惨痛经验，示警“战狼们”珍惜发声机会。往复之间，普京的权力也再获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