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骚乱重复数十载“怒火模式” 问题是看不到解决办法
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自从1981年里昂东郊爆发抗议活动以来，法国的暴乱一直遵循着同样明显的模式，这段事件被称为“Minguettes之夏”（注：Les Minguettes为里昂东郊一个著名地区）：一个年轻人被员警打死或重伤，引发了受影响社区和附近地方的暴力事件。有时候，就像2005年的骚乱和今天的骚乱一样，是每一个治安欠佳的街区都会爆发。
作者为法国波尔多大学荣誉大学教授François Dubet
在法国过去的40年中，城市暴动一直由年轻人的怒火主导，他们攻击秩序和国家的象征：市政厅、社区中心、学校和商店。
一个制度和政治真空
这种愤怒导致人们破坏自己的社区，以让所有人看见。当地居民谴责这些行为，但也能理解其动机。民选代表、团体组织、教堂和清真寺、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均承认他们的无能为力，揭示了一个制度和政治真空。
在所有的暴乱中，Minguettes之夏是唯一一次为社会运动铺平道路，即1983年12月争取平等及反对种族主义的游行。这次游行的人数超过10万人，并被媒体广泛报导，是法国第一次这样的游行。左翼报章《解放报》（Libération）将其称为“布尔斯之路（La Marche des Beurs）”，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称呼，指的是父母或祖父母来自马格里布地区（即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的欧洲人。在随后的示威活动中，似乎没有类似的运动“浴火重生”。
在每次骚乱中，政治家们都会迅速扮演迂腐的角色：右派谴责暴力，并继续污蔑街区和员警受害者；左派谴责不公正，并承诺在街区实施社会政策。2005年，当时的内政部长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站在了员警一边。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则对在楠泰尔被员警杀害的年轻人表示同情，但在相关街区几乎听不到政治家和总统的声音。
然后我们等待着沉默，直到下一次法国郊区及其员警问题被整个社会重新发现。
应吸取的教训
法国城市骚乱的重复发生及其情景产生了一些相对简单的教训。
首先，该国的城市政策没有达到目标。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为改善住房和设施做出了巨大努力。公寓的品质提高了，设有社区中心、学校、大学和公共交通设施。假如说这些街区已经被遗弃了，那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处于劣势的郊区的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已然恶化。居民大多都是穷人或经济上没有保障的人，他们要么是移民后代，要么就是移民本身。
最重要的是，只要有机会和资源，那些能够离开贫民区的人很快就会离开，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更远地方且更穷的居民。因此，虽然建筑环境正在改善，但社会环境正在瓦解。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谈论法国的贫困社区，这里的社会进程确实是一个贫民窟化的过程，即社区和环境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一种自我封闭从内部得到加强。人们前往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社区中心、与同样的人交往，并参与同样的合法经济。
尽管有资金投入和地方代表的善意，惟人们仍然因为他们的出身、文化或宗教而感到被社会排斥。尽管有社会政策和议员们的工作，但这些街区依然没有自己的机构或政治资源。
通常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郊区”（banlieues rouges）得益于左倾政党、工会和民众教育运动的大力支持，而今天的郊区几乎没有任何代言人。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充满了善意，但许多人并不住在他们工作的社区内。
这种脱节是双向的，过去几天的骚乱表明，民选代表和团体组织对居民感到被忽视和被抛弃的社区没有任何控制力。对平静的呼吁无人理睬，这些裂痕不仅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
不断的对峙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年轻人与员警对峙。这两个群体像“帮派 ”一样运作，有他们自己的仇恨和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简化为合法的暴力，年轻人被简化为实际或潜在的犯罪行为。员警被判定为“机械的”种族主义者，理由是任何年轻人都是先验的嫌疑人。年轻人对员警感到憎恨，进一步助长了员警的种族主义和对青年的暴力。年长居民希望看到更多的员警来维护秩序，但也支持他们自己的孩子和他们所感受到的挫折和愤怒。
这场“战争”通常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的。然而，当一个年轻人死后，一切都爆发了，又回到了原点，直到下一次暴乱，它将和以前的暴乱一样让我们吃惊。
但在这种悲剧性的重复中也有新的东西。第一个因素是极右派的崛起，而且不仅仅是在政治光谱的那一边。关于暴乱的种族主义说法正在流行，其中一个说法是“野蛮人”和移民，人们担心这可能导致选举中的成功。
第二是政治左派的政治和思想瘫痪。虽然它谴责不公正，有时支持骚乱，但除了员警改革之外，它似乎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解决方案。
只要贫民窟化的进程继续下去，当法国的年轻人和安全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对峙时，很难看到下一次员警的失误和随之而来的骚乱不会就在眼前。
本文转载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获授权编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点击阅读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