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妖后为什么是黑人：扭曲历史或反抗霸权　能不能一锤定音？

5月10日，Netflix即将上架剧情式纪录片《埃及妖后》（Queen Cleopatra，又译作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但早在4月，该剧便因选角争议引发全网议论。

由剧照可见，制片方安排非裔女星阿黛尔·詹姆斯（Adele James）饰演埃及妖后一角，预告片中更有对话如此强调，“我记得奶奶对我说：我不管学校怎么教你的，克利奥帕特拉就是黑人”，显然有意在种族议题上冲撞“白人至上”叙事。

然而此举引爆新的舆论战线。首先是来自埃及的反弹，埃及律师Mahmoud al-Semary向检方提起诉案，要求在预告片发布后关闭埃及的Netflix平台，理由是“该纪录片宣扬非洲中心主义，旨在扭曲和抹杀埃及人的身份认同”；著名埃及古文物学家、埃及前文物部长哈瓦斯（Zahi Hawass）亦在专栏文章中表示，“埃及妖后不是黑人，历史证据显示，她是一位马其顿希腊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同时代。她的第一语言是希腊语，在当时的半身像和肖像画中，她被清楚地描绘成白人”，哈瓦斯接著痛批该片为“历史修正主义”、“文化挪用”和“洗黑”（black-washing）。

再来是西方舆论场。不少网友本就不满当今影视业的“政治正确教条”，眼下迪士尼《小鱼仙》（又译作小美人鱼）真人版电影争议未完，又多了《埃及妖后》这一新战场，其自然蜂拥而至，将非裔女星荷尔·贝莉（Halle Bailey）与阿黛尔·詹姆斯一同打为“洗黑”的时代变态。

然尽管这一风暴看似新颖，是属于这一时代的舆论博弈，埃及妖后的种族定性却不是新话题，而是来自1980年代非洲中心主义、黑人民权运动的回音。

古埃及文明是不是非洲文明

非洲中心主义顾名思义，便是强调非洲对世界史的实质参与，否定欧洲中心的传统史学书写，希望借此瓦解西方的文化优越性，夺回非洲应有的历史地位。

此一主张原本只是学界的内部辩论，但伴随1950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其开始获取政治能量，并在1960年代批判理论崛起后进一步水涨船高，最后于1980年代达至巅峰，其论述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在西方与欧洲中心的叙事霸权下，非洲人（或黑人）的真实历史贡献遭到淡化、抹去与掠夺。而巩固这一知识结构的，不仅有西方与白人，更有对历史无知的非洲领导人与群众，后者由此成为自我压迫的帮凶。时至今日，能解放非洲人民的意识形态，唯有非洲中心主义。

然而上述主张付诸现实研究，便容易遭致“矫枉过正”的批评。例如玛丽·莱夫科维茨（Mary R. Lefkowitz）便直斥所谓“非洲中心主义史学”是伪历史，“是身份政治和神话，而不是可靠的学术研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则认为，非洲中心主义者声称要打破世界史的单极研究，其实只是以同样的种族中心阶级叙事，来取代欧洲中心主义；克拉伦斯·沃克（Clarence E. Walker）亦称其为“涂黑脸的欧洲中心主义”。

简言之，有部分学者认为，非洲中心主义过分贬低欧洲、近东和亚洲文明的影响力，借此夸大非洲的文化和技术发展水平。例如在美洲历史研究场域，有非洲中心主义者主张，非洲文明是中美洲所有文明的母文明，美洲文明是埃及人或其他非洲文明跨洋影响的结果。其结果自是遭到许多中美洲研究者抨击，称此论述“扭曲现实、窜改数据、无视既有研究成果”。

而非洲中心主义者与古埃及研究者的争论更是连篇累牍。前者极力声称，古埃及文明就是非洲文明，古埃及人本身就是非洲黑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而不是北非的马格里布人，之所以会有今日的人种与文化多样性，是因埃及曾被多次入侵，导致了古埃及“非洲性”的淡化。

至于证据，非洲中心主义者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说明。首先是古典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非洲中心主义者指出，不论是斯特拉博（Strabo）或希罗多德（Herodotus），皆曾在著作中以“深色皮肤”（melanchroe）形容埃及人，足为佐证；在人类学领域，非洲中心主义者表示，针对埃及木乃伊进行黑色素水平测量，可以发现其与非洲黑人十分相近，古埃及语更与撒哈拉以南语言存在关联；在文化场域，非洲中心主义者主张，古埃及人也施行割礼、母权制、图腾崇拜、编发和王权崇拜，同样是其他非洲文明的特征。

然而上述证据皆曾被古埃及学者反驳过。针对古希腊的历史记录，有学者主张“melanchroe”一词的英语翻译本就存在争议，且人们必须承认古代游记极难排除抄袭、人云亦云、甚至异域想像的成分；针对人类学证据，亦有学者指控，埃及木乃伊样本非常有限，其解释也充满不确定性，对其进行黑色素水平测量相当不可靠，且古埃及语分明也与阿拉伯语、柏柏尔语等语言存在关联，并非如非洲中心主义者所述，只与撒哈拉以南的语言有关；至于割礼、编发、王权崇拜、母权制，确实都曾存在于古埃及文明中，但这并非是南撒哈拉文明的特有现象，世界各地古文明皆可发现类似实践。

早在1974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讨会上，各方学者便曾为“黑色埃及”的假说激辩，却仍无法取得共识。在如今的主流古埃及研究中，多数学者拒绝以白人或黑人文明定义古埃及，并称以现代黑人或白人的种族概念论述古埃及，相当不合时宜。与此同时，学者们也不认为古埃及人在种族上具有同质性，因为下埃及、上埃及和努比亚人的肤色本就各有不同，并曾在古埃及的不同时代先后崛起。

尽管如此，“黑色埃及”的假说依旧在非洲中心主义圈内风行，其支持者往往锁定几个古埃及著名图腾进行阐释，希望证明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古埃及人是黑人，包括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吉萨大狮身人面像（Great Sphinx of Giza）中的人脸，以及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

埃及妖后作为“女黑人”的意涵

然而涉及克利奥帕特拉的讨论，往往会牵引出更复杂的身分政治话题：女权主义。

回顾西方对克利奥帕特拉的初期形象塑造，其与凯萨（Julius Caesar）、安东尼（Mark Antony）的关系往往是焦点。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欧洲，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视其为罪恶的化身，乔叟（Geoffrey Chaucer）则将其描绘为“爱情的殉道者”，与时兴的骑士小说框架大抵雷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将克利奥帕特拉描绘为“腐败东方”的代表，引诱了安东尼背叛象征勇气和美德的罗马人，两人的结合构成一段情欲至上的堕落悲剧，色情的图腾取代了政治权谋。

到了近代，克利奥帕特拉依旧是集性感、残忍于一身的“蛇蝎美人”形象，如此范式甚至影响了非西方场域的埃及妖后形象，例如俄罗斯诗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便如此书写，“克利奥帕特拉相当好色，经常出卖自己，却又如此美丽，故许多男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与她共度一夜。”即便是19世纪的西方女性作家，也难以摆脱这一框架，例如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维莱特》（Villette），便是以克利奥帕特拉反衬英国新教价值观的道德优越，即便前者美丽又富有，且有能力玩弄男性。

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种族争议，便与非洲中心主义一样，是相对近代的产物。毕竟西方的埃及研究热，要到1798年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入侵埃及后，才真正开启。在此之前，人们只能模糊想像埃及妖后具有东方面孔，至于其身分究竟是非洲、埃及或阿拉伯人，人们往往不感兴趣，而是只想看到克利奥帕特拉作为“坏女人”出现，推动剧情。

然而正因“坏女人”的形象过于深刻，故在当代女性主义主义书写中，克利奥帕特拉具有重大的颠覆意义：从毫无道德的淫荡象征，转化为女性自主的独立图腾。而这般反叛传统的性别叙事，又与挑战的白人至上的非洲中心主义相结合，一次迎合了两种思想市场的情绪脉动：非裔的文化被剥夺焦虑，以及黑人女性遭受历史和生存双重压迫的痛苦隐喻。

眼下舆论相当激愤，认为Netflix的“政治正确”已经毫无底线、不顾人类学现实，硬要定性埃及妖后是黑人。平心而论，人们的怒气有其基础，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宣称克利奥帕特拉是黑人的主张，并不是起于影剧政治正确横流的今日，而是早在1980年代便在西方蔓延，对当时的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克利奥帕特拉不只是非洲女王，更是“姐妹”，是同样经历压迫和胜利、剥削和生存的一员。这便是为何，预告片中会有一位非裔妇女如此诉说：“我记得奶奶对我说：我不管学校怎么教你的，克利奥帕特拉就是黑人。”

当然在身分政治大行其道的今日，人们会想辨明埃及妖后的种族属性也属常情，只是迄今为止，考古学家未能发现且确认任一位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墓穴，因此也不可能对克利奥帕特拉在内的托勒密王族遗骸进行基因检测，确切分析其种族属性与混血状况。至于半身像、肖像画或铸币形象，在写实概念尚不流行的古埃及，实在也称不上直接的种族证据，且当时人像基本上受到“希腊化”的风尚影响，克利奥帕特拉不论真实肤色与形貌为何，都有极高可能被塑造成希腊样貌，自然易被后世判别成白人。

故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来看，主张克利奥帕特拉是白人，其实就跟主张其为黑人一样，缺乏直接证据，且正如当今古埃及研究的主流观点所述，以当代黑人、白人概念定位古埃及文明，不论哪一主张，都是一定程度的削足适履。归根结柢，克利奥帕特拉的种族博弈根本无关历史真相，而是一场争夺话语权的文化战争，并在战线延展为文化产品时，无可避免地与政治资产、影视资本相挂勾。到头来，真正重要的不是埃及妖后究竟是谁，而是在某一群体眼中，她必须归属于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