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纽约时报》:执着于普京的过失有用吗?
“波特金”(Potemkin)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经常见诸报端。在现代政治的讨论中,“波特金村”专门用来指称只为造成虚假印象的建设或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外强中干的门面”。《纽约时报》上月发布的一篇题为《普京的战争》(Putin’s War)的长文中,也引用了“波特金村”一词去形容俄罗斯在2008年进军格鲁吉亚后的重建起来的俄罗斯军队,文章的主旨当然就是要解说为何此前在人们想像之中战力惊人的俄国军队,会在乌克兰陷入至今已踏进第11个月的苦战之中。
这一篇文章分成六个部分,是一个极其详尽的调查报道。作者们以极多对俄、乌、美各方各级人员(包括在不同时间曾与普京接近的人物)的采访、乌克兰战争期间的截听内容、俄国军方的文件等多层证据,从战术失误、普京的狂妄自大、俄军内部腐朽、前线的溃散、军方阶层的分裂,以及士兵如何变成炮灰等六个角度,去尝试解释“为何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之一,在普京这个人人称颂的策略家领导下,会在远比它弱小的对手面前表现得如此步履蹒跚”。
绘影绘声的故事
对于俄国战场情势的分析,《普京的战争》并没有超出过去十个多月来全球军事分析师一直议论纷纷的要点,却为各种抽象的解释提供了有名有姓有证据的具体故事。例如文章引述了一位名叫“Oleksii”的乌克兰空军机师,叙述在开战之初不少乌克兰空军资产都紧急聚集在中部同一个空军基地之际,他如何等待着俄军一举歼灭这个明显目标的情况。然而,俄军最终花了四天时间才作出攻击,此时大多乌克兰空军早已四散,反映出俄军各部协调的缺乏和指挥体系的缓慢。
另一位俄罗斯步兵Nikita Chibrin则表示,他一直以为其到白罗斯只为进行训练,到开前战一天才收到要进军乌克兰的简单命令。另一位俄国士兵则表示在进军前一个小时才收到命令,命令更要求他在18小时后将军车开进基辅,然而由于军车过重,道路无力承载而毁,最终单单是越过乌克兰的边境就花费了超过一天的时间。
在俄罗斯原本迅速击败乌克兰的计划失败后,俄军的粮食、饮用水等物资补给就出现短缺。文章引用了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俄罗斯士兵在商店货架上收集物资,又引用俄国士兵留下的日记本去叙述军人四出搜集药物和食物的经过——“这些人进入一个又一个住宅单位,带着一大袋东西出来,可算是最漂亮的洗劫”——当中更形容了士兵们终于找到一家食品杂货店之时的喜悦。
《普京的战争》充满着类似的故事,屡屡绘影绘声地呈现出俄国士兵如何透过一般手机网络沟通而被发现、战机在毫无掩护下推进、在坦克油缸装沙疑似避战、新兵似乎还要依靠《维基百科》的描述来学习用枪之类的种种狼狈情形。这个“全球最强军队之一”似乎只是一条“波特金村”。
对于俄罗斯军中的腐败,文章也引述了一位名为“Sergei Khrabrykh”的俄军合约商的经历。Khrabrykh声称他在2016年收到一位副国防部长的慌张来电,称有官员即将视察俄国陆军精锐“第四近卫坦克师”的一个训练基地。虽然政府为该基地花费巨款,但钱却没有用在基地之上,Khrabrykh看到的是一个瓦砾满地、天花板墙身破洞的半建成建筑物。那个副国防部长给了Khrabrykh相当于120万美元的费用,让他把建筑物或加以整修、或加以掩饰,以瞒过到场视察的官员。
Khrabrykh的故事,就像“波特金村”的现代版一般。文章也指出,单单在2019年,就有超过2,800名俄国军官因贪腐问题而被纪律处分。
普京也是“外强中干”?
“波特金村”之所以会变成了“外强中干门面工夫”的代名词,其实源自18世纪末沙俄时代发生在乌克兰土地上的典故。
当中主角波特金(Grigory Potemkin)是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II)的情人。在俄国1783年从鄂图曼帝国手上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波特金被指派为当地总督。1787年,叶卡捷琳娜到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刚吞并回来的“新俄罗斯”(Novorossiya,今乌克兰南部)视察,波特金为展示其“政绩”,就在第聂伯河(Dnipro River)两岸建造起临时的虚假城镇,让在河上坐船远观的叶卡捷琳娜能亲眼看到新俄罗斯的“繁荣”。此后,“波特金”一词就有了其今天的政治意涵。(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上述故事夸大成分为多,并不符合史实。)
自普京2022年2月24日进军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军队表现远不如预期,个中原因就被论者普遍套进这个“波特金”的蓝本之中。甚至连普京本人也在西方舆论中陷进了“波特金”式的质疑当中:这位一直有着强人形象,国内权术、国际政治手腕了得,几乎一力将俄罗斯从90年代政经乱局挽救回来的战略家,是否其实也是一个“外强中干的门面”而已?
自俄军明显未能速战速决之后,普京病危、普京年老智衰、普京下属瞒上等各种说法早已流行。《纽约时报》则选上了一个“东方独裁者”的形象来解释普京对于俄国军力和乌克兰形势的误判。在其文章初段对于普京的描述中,它就形容普京“在疫情下极度孤立、沉迷于其传世遗产、对自己的英明神武信心十足”。
的而且确,普京曾将自己比作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去年6月更声言彼得大帝1702年透过战争从瑞典手上夺得今天的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翌年建城,象征沙俄帝国之始)并不代表俄国从瑞典手上夺走了一些东西,而只是将原该归属俄国的重归俄国而已——也许,此言在普京心中也适用于今天的乌克兰。
然而,以东方独裁者的刻板印象去扣普京的帽子并不妥当,也很可能让西方犯上轻敌之过。
《纽约时报》的文章首先以普京2016年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竖立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雕像(Vladimir the Great)的事件去述说普京的帝王定位。弗拉基米尔一世是10世纪首先将俄罗斯、白罗斯、乌克兰共同根源的基辅罗斯变成基督教国家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也是普京的名字(Vladimir),当然引起了人们的联想——值得留意的是弗拉基米尔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名字(Volodymyr),两者皆是弗拉基米尔的异化。
该文也引述去年公开反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前俄国银行大亨丁科夫(Oleg Tinkov)的说法,称“当你周遭的人22年来一直告诉你你是个超级天才,你就会开始相信你就是个天才”。文章亦同时将普京对自己军事行动的信心归因于2014年力排众议吞并克里米亚的成功事迹。
普京在疫情期间的孤立,也被文章的作者视为普京最终决定进军乌克兰的原因之一。一位在疫情第二年会面过普京的人,在见他之前先要隔离3天,然后再在与普京相距15呎的距离与之会面。文章引述认识普京的人,称“普京的与世隔绝深化了其激进走向”,并指人们视能接触到普京为最有价值的资产,更点名认为俄国正与西方处于存亡之战中的保守派医生Yuri Kovalchuk,说他在疫情中能接触到普京,构成了他影响普京的机会。
在该文的描述中,普京就像是长年掌权的深宫帝王一般,因臣子阿谀奉承而自满,失去了其战略家的智谋,远离外界而错判事实,再受谗言唆摆而走向极端。这正是西方对于东方独裁者的一种角色定位。
误判不止于普京
问题是,无论这种对普京的解读是否符合事实,对俄军实力和乌克兰反抗力量的误判,并不是“东方独裁者”的专利。
《纽约时报》的文章描述了俄国进军前两天(2月22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五角大厦的对谈。
当时,对于美国指俄罗斯即将进军的预估,奥斯汀的问题是“如果你们被赶出基辅将有何打算”,可见基辅迅速溃败正是美方的预估;库列巴的回应则是“我们不会谈这个,不会设想这个”,反映出泽连斯基当时依然对俄国入侵难以置信;而米利对于库列巴的质问,更被描述为“你们死定了”的演讲——“他们几日内就将开进基辅”“如果你们没有准备,那将会是一场屠宰”。
由此可见,高估俄军实力的并不只有普京,还有美国五角大厦的专业军人领袖。既然普世皆错,我们又何需为普京的误判去寻找一顶“东方独裁者”的帽子?
专研中、东欧史的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认为,普京和美国国防部对于乌克兰战局的误判,其中一大原因是对于乌克兰民族认同的不理解。试问如果乌克兰人果真如战前人们所想一般只是一种俄罗斯人,他们还会像今天一般坚持抗战到底吗?如果乌克兰人没有抵抗意志,如果泽连斯基在开战第一天就逃离基辅自保,这个战争还会维持到今天吗?
《普京的战争》中也有一段有关普京与泽连斯基的有趣描述。文章称,当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之时,克里姆林宫认为俄方将有一个合作伙伴,毕竟泽连斯基是一个说俄语的犹太人(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参与屠杀犹太人),曾居莫斯科,曾在俄国电视演出,其胜选也有赖于解决当时乌东俄乌冲突的讯息。岂料泽连斯基上台后,依然祭出了打压亲俄电视台和富商的政策,让普京大失所望,甚至将这位犹太人称为纳粹。
这也许是出于对于乌克兰民族认同的不理解。史奈德教授就认为,现代的乌克兰认同包含了多元性,即是对不同宗教、不同出处、不同语言的接纳,虽然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事,乌克兰语逐渐变成了这种民族认同的符号,但这种对多元性的拥抱就决定了参政后才努力改善乌语的泽连斯基,在民族认同上不必然是俄大于乌——这正是普京的误判。但与普京站在相反立场的美国政坛精英们何尝不是作出了同样的误判?
过去的错误不能决定未来战局
俄军在乌进展未如理想,一直也是西方媒体大造文章的基础。《普京的战争》也不例外。但这一种针对普京过去错误的讨论,对于未来战争走向的研判,真的有重要性吗?
从近来几个月的战争形势来看,普京绝对不是一个被权力腐化了脑袋的独裁者,而是有能力从错误中学习并纠正过来的战略家。
俄罗斯军队历年腐败所造成的“外强中干”,以至乌克兰基于民族认同感的抗俄意志,并不是普京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战争元素。正如《纽约时报》所分析的一般,俄国军事发展一直以美国、北约为目标,善于使用长距离的导弹攻击,以陆军进侵乌克兰可能是“最愚蠢”的决定。然而,自2022年10月起,普京就动用了导弹和伊朗无人机不断远程袭击乌克兰能源基建,在前线边缘则架设起一层又一层的防御工事,陆军主攻点几乎只剩下乌东顿涅茨克巴赫穆特(Bakhmut)一处。
这种策略转变,如果最终能迫得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接受某种形式的就地停战,对实然占领到更多乌克兰领土的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种胜利。
同时,《普京的战争》所提到的俄国军方阶层分裂,如今更有了明显的改善。在9月哈尔科夫之失后,车臣军队主帅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俄罗斯雇佣兵团“华格纳”(Wagner Group)创办人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的确有公开批评俄罗斯国防部。然而,在普京10月委任他们支持的苏罗维金(Sergey Surovikin)乌克兰最高指挥官后,三方军力已呈现出更为协调的样貌。这种改变也显示出普京的纠错之能。
当然,俄军最近依然有因为擅用私人手机而被乌军确认位置猛击的情况,但这些错误在人员折损的教训之下,将会逐渐被纠正过来。
说到底,在自知无力迅速攻下乌克兰之后,正如《普京的战争》也承认,普京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长期、非核的“意志之争”。在俄罗斯能持续忍受西方制裁的前提下,普京赌的就是西方终将失去坚挺乌克兰的意志,而这一天将会是俄罗斯的胜利之日。
讨论普京过去10个多月来的错误,当然有其历史研究的意义。然而,在观望乌克兰战局何往之时,执着于普京的错误恐怕只是一种最终会导致西方轻视对手而败、只能带来短暂快感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