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即将出访沙特”传递什么重要讯号？

在美国与沙特摩擦不断的当下，中国与沙特的新互动引发了舆论关注。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Faisal bin Farhan）主持召开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政治外交分委会第四次会议。席间，中方赞赏沙特奉行独立自主的能源政策，并表示将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也愿同沙方在联合国、金砖、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平台中加强沟通协作。

费萨尔则对中共二十大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并指出“沙特始终将对华关系置于同世界各国关系的优先位置”，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坚决抵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费萨尔更于事后向阿联酋媒体《Al Arabiya》透露，其与王毅的会晤至关重要，“因为沙特正在安排习近平到访后的两国元首峰会”。

早在今年8月11日，英国《卫报》便曾发布独家报道，称“习近平将于一周内访问沙特，行程包括首都利雅得、港口城市吉达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新未来城”。然中国外交部对此消息不予置评，表示关于习近平访沙的媒体报道“没有讯息可提供”；而后伴随习近平于9月出访哈萨克、参与在乌兹别克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第二十二届元首峰会，传说中的“沙特行程”渐为外界所遗忘，直到沙特外交大臣此次透露，才又重回舆论视野。

美沙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

而虽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0月28日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没有回复习近平出访日期的相关资讯，但因此次透露消息者是沙特外交大臣，故外界普遍认为相关行程应已确定，只是确切日期有待公布。由此脉络回望8月的《卫报》独家报道，其有可能是通过在中沙两国的消息源，提前得知了此一行程，只是在日期的掌握上有所失准。

而不论习近平的访沙日期确切为何、是在11月的G20之前或之后、除沙特外又将访问哪些中东国家，此次出访都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回顾中沙两国元首互动，习近平前次访问沙特，还是在2016年1月，距今已有6年；沙特国王萨勒曼（King Salman）近年虽鲜少举办外访行程，但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曾在2019年2月访问中国，距今亦有3年以上。

眼下沙特甫因OPEC+减产争议而与美国发生摩擦，拜登（Joe Biden）为此放话将“重新评估美沙关系”，沙特则首度拒邀美国官员参与有“沙漠达沃斯”（Davos in the Desert）之称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FII），两国关系预计还要下行一段时间。此时再传中国领导人即将访问沙特，沙国官员甚至放出消息称，将在习近平来访期间举行三场峰会，使中方获得与美方同规格的政治待遇。种种迹象，虽不意味美沙关系土崩瓦解，却也足见两国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若在过往，美沙即便有所龃龉，不论是2001年的911事件，或是2018年的沙特异见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案，沙特都不至于操作如此明显的摆荡策略，如今却开始向俄乌战争中的“土耳其模式”看齐，个中原因除了沙特王储的政治个性外，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至关重要。

首先，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规划了“重返亚洲”的战略转向，美国遂开始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先是规划自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军，更同意缓和与伊朗的高涨敌意，故而会有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JCPOA）。沙特与以色列虽不乐见美国离去，却对此趋势无能为力，故也只能面对现实、布局“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安全环境。2021年1月，沙特与卡塔尔恢复了外交关系，海湾风暴正式落幕；2021年4月，沙特与伊朗高级官员进行不公开对话，讨论修补两国关系；2022年6月22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是为2018年卡舒吉遇害案以来，穆罕默德首度到访土耳其。而在此一过程中，沙特对美国的“依赖感”自也同步下降。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亦开始参与中东事务，前者以军事力量介入了叙利亚、利比亚两地内战，并与伊朗共成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最有力的支持者；后者则自2014年起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诸国皆为成员。而正是中俄在中东的新表现，让身处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的沙特，有了耕耘多极化大国关系的可能，故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拒绝参与对俄制裁，更不顾美国反对，促成OPEC+各国达成减产协议，而今又积极宣传中国领导人即将访问沙特，既是意在对美“摆出姿态”，也是有意实质促进中沙关系。

到头来，天下终究没有白吃的午餐，分享多少红利便能收获多少忠诚。在沙特看来，既然美国往后已无法再提供地缘安全保障，自己也无须再事事“以美为尊”。石油美元或许短时间内不会裂解、美沙互动亦可能回暖，两国关系却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发展才是真“普世价值”

而由中沙互动的视角来看，沙特的举措还释放了另一讯息：发展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这一切还要从新疆议题说起。

2009年，新疆爆发了“七五事件”，此后西方便持续炮制“新疆种族灭绝”叙事，尤其是“去极端化”政策出台后，相关的话语攻势更持续汹涌。而西方如此操作，乃是意在收获两重利益。

第一，伴随西藏局势逐渐稳定，西方有意找寻新的“民族冲突”，并借此狙击中国“人权问题”，而新疆又同时能满足所谓“民族自决”议程，故对各国民众来说都是相对容易理解的话题；第二，叙事成形后，西方希冀借此对中国施加实质的政经影响，包括发动经济制裁，例如2021年3月的“新疆棉事件”，以及挫伤中国与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往来。

平心而论，在西方的持续进攻下，“新疆种族灭绝”叙事确实深入中东民间舆论场，笔者过往不论是在科威特或埃及，都能遇见深信此事的一般民众；然而中东各国的政府决策并不受此叙事影响，尽管土耳其一度在国际舆论场上高声谴责此事，其目的却更多是争夺突厥国家、穆斯林国家两大场域的领导话语权，且安卡拉也并未因此疏远北京，土耳其不仅加入“一带一路”，更引入中国高铁项目，2019年全线开通的“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铁”便是中国承揽的第一个海外电气化高铁专案，2019年中土更是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土耳其乃自2020年6月起，开始以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

而自诩为“突厥领袖”的土耳其都如此，沙特等国便自不待言。海湾国家虽是瓦哈比（Wahhabism）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但新疆议题始终没有在其政府决策场域内发酵，2019年开通的圣城麦加（Mecca）地铁便由中国所承建，有助于朝觐人流的移动；沙特同样加入了“一带一路”项目，并与中国联合投资开发了红海沿岸的延布工业城（Yanbu Industrial City），并于2017年与华为再签署两项协议，一项是成立智慧城市服务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re for Smart City Services），一项是在当地设立华为培训中心，借此协助沙特在其他主要城市加快进行智慧城市项目。

归根结柢，西方虽在“普世价值”旗号下，为世界各国“划分等级”，确保了自己永居道德高地，同时离间各国往来；但中东与中国的多年往来证明，发展才是各国真实关注的“普世价值”，国家利益永远凌驾于虚无缥缈、被持续武器化的“人权问题”，土耳其如此，沙特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