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新殖民主义”　但中国与沙特的合作不是毫无问题

10月20日，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与沙特能源大臣进行线上会晤，表示将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两人指出，中沙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定期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给石油市场带来不稳因素，但石油的长期可靠供应对于市场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脉络下，“沙特将继续作为中国在原油领域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供应方”。

与此同时，两人还谈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和联合投资，以及在中沙两国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沙方表示，愿利用自身衔接三大洲的区位优势，为中国制造商建设区域中心，加强彼此在能源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此外，两方亦谈及在和平利用核能的政府间协议框架下开展合作，并同意彼此在电力、可再生能源和氢能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中沙两国通过此次官方会晤，确认了稳定的石油供销关系，同时探询能源合作的新可能。而有鉴于沙特近期才因OPEC+减产一事与美龃龉，今又展现加强对华合作意象，自会引发外界议论纷纷，诸如“沙特即将倒向中俄”的叙事为此据有不少市场。

平心而论，沙特确实希望耕耘更多极化的大国关系，在可见未来内，其与中俄的合作趋势都将持续上升。然若要以此定调其将“倒向中俄”，恐怕还欠些许火候，一来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普遍希望推动国家的“再工业化”，而在日渐多极化的世界脉动下，选择同时亲近美国以外的大国，乃是相当理性的政治选择，有助极大化自己的国家利益；二来海湾国家附庸美国多年，如今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其与沙特等国所开展的种种合作，更多是补上失落的板块，距离所谓“冷战式阵营对抗”，仍有不小的实力差距；至于所谓“一带一路新殖民主义”等叙事，更是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重弹，且严重缺乏事实基础，却总是在中国开展对外合作项目时窜出。

中沙能源合作的意义

首先聚焦此次中沙论及的能源合作，其反映了阿拉伯国家普遍期望的“再工业化”宏观趋势，且弥合了中沙两国的各自需求与禀赋。

2010年以降，许多阿拉伯国家陆续提出发展战略，包括摩洛哥的《2014年-2020年工业加速计划》（Industrial Acceleration Plan 2014-2020）、埃及的《2030愿景》（Egypt Vision 2030）、沙特的《2030年愿景》（Saudi Vision 2030）、阿联酋的《2071百年计划》（UAE Centennial 2071）、卡塔尔的《2030年国家愿景》（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等。

细究上述计划内容，各国的发展重点有所不同，海湾国家更希望布局“后石油时代”，实现国家产业转型的软着陆；其余阿拉伯国家更希望活化经济、升级基础设施。而整体比较归纳后，仍能大致总结出各国共通的四大发展战略。

第一，发展制造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规划供外资进驻的工业园区；第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提升人力资源储备，例如摩洛哥在综合工业园区内设置了职业培训中心，卡塔尔亦在《2030年国家愿景》中规划升级教育系统，希望培育高技术劳动力；第三，提升本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以阿联酋为例，其于2021年3月启动科技产业扶持项目，向13,500家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援，便是意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科技创新产业；第四，降低国内营商的法律门槛，吸引外资流入，例如阿尔及利亚于2020年6月通过的《财政法补充法》，便废除了外国企业投资股权占比不得超过49%的规定，沙特等海湾国家也为吸引投资，而逐渐下修股权占比门槛。

综上所述，改善基建、规划工业区、吸引资金、优化劳动力、修改法规皆是各国推动“再工业化”的重要环节，其中又以资金最为关键。对非产油国来说，其更多要仰赖人力资源以充盈国库；但对海湾国家而言，丰富的能源禀赋自是其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以沙特为例，其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第六大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既于OPEC+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经济体。而在中沙互动合作中，石油具备了两层重大意义。

第一，中国与沙特稳定的石油供销关系，分别确保了两国的预算与能源安全。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沙特长年是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即便俄罗斯曾在今年5月短暂超越沙特、暂居第一，此一纪录仍于3个月后再遭超车。自8月起，沙特的对华石油出口量达到848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5%，更较7月增加22%。在全球石油市场充斥不稳因素的环境下，沙特显然无意为了美国标举的政治因素，牺牲国家“再工业化”进程。

第二，在石油创建的合作互信基础上，沙特显然期望借助中国技术，更快实现国家的“再工业化”，故会谈及和平利用核能、电力、可再生能源、氢能的相关合作；与此同时，沙特也展现合作诚意，提出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联合投资、在中沙两国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为中国制造商建设区域中心等，显然亦是明了中国的需求所在。

“新殖民主义”缺乏事实基础

简言之，中沙皆有意在能源基础上扩大合作空间，乃是出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量。但由两国实质的合作项目进展来看，不论是西方借此炒作的“中国威胁论”或“一带一路新殖民主义”，都严重缺乏事实基础，而这也暴露中国与沙特进行合作的相关障碍。

首先，从贸易安排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沙特、海湾国家或整个阿拉伯世界，其所签订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主要对象都是欧美和中东地区，而非中国。截至2021年底，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均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沙特也早在2003年就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TIFA）；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国与欧盟签订了合作伙伴协议；埃及、海合会、约旦、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则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即便2001年以来，中阿货物贸易额快速增长，由2001年的483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2,398亿美元，双方依旧停留在无合作机制阶段。截至2022年10月，中国都未与任何阿拉伯国家签订含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多边、双边贸易合作机制，如今传出将在2022年底签订的首份中国与中东国家自贸协定，对象还是以色列，而非阿拉伯国家。

第二，包括沙特在内，中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直接投资依旧有限。从投资规模来看，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为213亿美元，仅占阿拉伯世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2.3%。而在有限的投资额度中，能源和基建仍是主流，制造业工业占比较低。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最大的四个国家分别是阿联酋、沙特、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四国总额占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3.2%。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阿产能合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尚未取得实质突破。

第三，中国虽在阿拉伯国家推动创建境外工业园区，但其主要集中于北非，而非沙特等海湾国家。2007年，中国商务部批准设立第二批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了阿拉伯地区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贸合作区；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后，中国尝试深化在阿拉伯国家的境外工业园区建设，代表性项目有2016年签约的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2018年开工建设的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

然从建设成效来看，上述在阿园区均未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孵化平台。截至2021年底，实际投入运营的在阿境外工业园区，仅有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和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且其成效并不十分显著，即便是经营十余年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2021年4月底的累计销售额也仅有25亿美元，缴纳税费1.76亿美元，约提供4,000人就业机会。简言之，尽管园区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作为对埃产业投资的境外孵化载体，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作用依旧差强人意，更遑论是在沙特等国的新建园区。

而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既有先天不足、亦有后天失调。先天不足包括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其产业链与中国相距较远等结构性因素；后天失调则与规划不完善有关。以在阿中国工业园区为例，中方的园区布局往往是将关联性不高的产业打包成团，例如中阿（阿联酋）合作示范园便将铝材、食品、光伏、生物医药、石化共同作为园区支柱产业。而产业布局过于分散的直接结果，便是导致园区整体无法提供专业化服务，造成了大量无效投资，从而降低园区招商吸引力。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虽在“一带一路”项目下积极耕耘在阿投资，却仍未完全超克结构性障碍，其投入与成效也远未达西方所谓“新殖民主义”程度，反而更像仍在摸索方向的补课学生，于沙特如此，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亦然。如今中沙两国的能源供销关系稳定，也或将在此基础上开展新合作，但双方究竟能走多远，既要看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有赖彼此务实化解相关障碍，即便无法一朝功克，也应力求徐徐图之，方能落实合作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