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军魔女”重信房子出狱 何以是日本与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尴尬?

撰文: 刘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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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8日,高龄76岁的重信房子假释出狱,距其2000年返日被捕以来,这位“日本赤军”前领袖已在狱中度过20余年。

1945年9月28日,重信房子生于日本东京,其父为极右组织成员,但重信房子本人并未克绍箕裘,而是在大学时期接触了左翼学生运动,与远山美枝子(日后的“联合赤军”成员,死于1972年的山间基地肃反)等人结识,并在激进政治爆发的时代氛围下,逐步投身极左派武装斗争,成为组织同志口中的“魔女”。

回望当年日本,左翼武装斗争进入某种“白热化的日暮途穷”,参与者的精神状态渐趋极端,现实环境却是日渐闭塞,在双重互噬的逼仄下,“成魔”与“转进”成了这批青年的理想终局。

重信房子于2000年被捕后,在22年后的5月28日出狱。(Twitter@antisemesmiye)

其中“联合赤军”于1971年12月窜入山间活动,并在名为“总结”(日文:総括)的内部私刑肃反下,导致12名“觉悟不够”的成员死亡,加上对2名叛逃成员的谋杀,“联合赤军”的29名初始成员中,有14人在组织成立不到1年内,便被同志残忍杀害。当日本警方于1972年攻破赤军占领的浅间山庄时,仍有部分民众对这群左翼青年其报以同情,但伴随山间基地种种“肃反”私刑在媒体上曝光,赤军形象一落千丈,反抗警察、挑战威权的怒目金刚,瞬间堕落为屠戮同志、毫无人性的凶狠夜叉,“联合赤军”由此宣告覆灭。

而重信房子等人则受“国际基地构造论”(日文:国际根拠地论)思想影响,认为既然本土起义暂遇瓶颈,应当转至小型的“工人国家”(日文:労働者国家),组织当地左翼武装斗争势力,渗透并夺取该国政权,并借此“国际基地”诱发发达国家的暴力革命,同时在第三世界推展民族解放革命,最终引爆“世界革命战争”。在此考量下,重信房子与同志于1971年前往黎巴嫩,成立名为“日本赤军”的海外基地,同时参与巴勒斯坦解放势力的军事训练。

然伴随重信房子于2000年被捕,并在2001年宣告解散“日本赤军”,此一转进也被历史证明,是日本激进左翼的又一次回光返照。1970年代起,日本社会革命激情褪去,左翼学运遭到了群众唾弃,反对日美同盟的政治路线也由此没落。故重信房子的重获自由,其实并未激起日本社会的热情回应,反而尽显突兀的断代情绪:日本共产党向来与赤军划清界线、少数左翼旧人缅怀其代表的革命岁月、绝大多数日本青年则对此“罪犯假释出狱”冷漠无感。

而在相隔千里的阿拉伯世界,重信房子的肉身解封,也遭遇了另一种形式的尴尬回应。

时隔20年后,重信房子在5月28日假释出狱,而日媒也特别关心她出狱之后的动向。(AP)

阿拉伯世界的媒体舆情

首先,部分黎巴嫩媒体对此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正面报道,例如立场亲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广场电视台》(Al Mayadeen)如此描述:“从东京到贝鲁特,为理想奉献一生的重信房子证明了,女性也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生为反帝事业服务,巴勒斯坦成为其使命的一部分”;立场相对中立的《新电视台》(Al Jadeed)则以平实口吻介绍重信房子生平,并强调解放巴勒斯坦的正义性。

此外巴勒斯坦相关传媒、左翼社群等,也对重信房子获释有所讨论,例如“共产主义是解决之道”(阿拉伯文:الشيوعية هي الحل)、“巴勒斯坦青年运动”(阿拉伯文:حركة الشباب الفلسطيني)等,皆在一定程度上,赞扬重信房子对反帝革命事业的坚持,以及为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牺牲奉献。

然其余阿拉伯媒体并不采用上述叙事。由沙特王室赞助成立、总部设於伦敦的离岸媒体《中东报》(Asharq Al-Awsat),便列举其策划袭击导致的无辜死伤,以及晚年于狱中的忏悔话语:“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而是以丑陋的结局告终”;卡塔尔王室赞助、总部位於伦敦的离岸媒体《新阿拉伯人》(Al-Araby Al-Jadeed),同样采取类似的报道基调,并增加其晚年受访时的反省:“我们只是大学生,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会改变世界。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麻烦。”

据律师表示,重信房子十分期待出狱后的生活,希望能和老朋友们见面聊天。(AP)

科威特的《日报》(Al-Jarida)则全篇未提重信房子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关联,而是称其为“在1970年代间散播恐怖的日本赤军创始人”,并以简短篇幅描述其出狱场景。此外不论是《日报》、《中东报》或《新阿拉伯人》,皆沿用西方媒体用语,称重信房子为“赤色女王”(الملكة الحمراء)、“恐袭女帝”(إمبراطورة الإرهاب)。

而最极端、戏剧化的呈现对比,发生在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与以色列阿拉伯语媒体《团结报》(Al-Ittihad)间。前者由卡塔尔运营,虽在英文网页上简略报道重信房子出狱的新闻 ,却于阿拉伯语网页上只字未提,针对重信房子的最新报道,还停留在2006年其被宣判20年有期徒刑时 ;《团结报》则由以色列共产党经营,总部位于海法(Haifa),其以“被拘 22年后:活动家重信房子拥抱自由和巴勒斯坦头巾”为题,褒举这位日本女性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贡献。若抹去媒体名称,单就双方的运营国家直观判断,或许会有不少人误以为以色列《团结报》的稿子,应是出自《半岛电视台》之手。

简言之,除了巴勒斯坦、部分黎巴嫩当地媒体与左翼相关媒体社群外,阿拉伯世界舆情对重信房子的描述,大多不离“激进岁月犯下过错”、“屡次恐袭恶名昭彰”等元素,诸如《半岛电视台》等大型媒体,更是直接跳过不报,回避了不知如何定位的尴尬。如此现象,与华语互联网上所谓“至今仍是梦想解放巴勒斯坦人们的精神象征”等一厢情愿想像,存在极大落差。

其狱友也透露,重信房子想在出狱后回归平稳、安定的生活,未来不会再参与任何社会运动。(AP)

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也发生质变

而导致此一错位的关键,一是“日本赤军”行动本身,其实并不与巴勒斯坦斗争议程完全相容,二是伴随历史递进,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也已发生质变。

回顾重信房子的中东岁月,其先是于1971年2月2日与出身“京都大学游击队”的奥平冈士办理假结婚,获得了“奥平房子”的户籍名,再于同年2月28日以此成功出境,与同志们飞往黎巴嫩,借“国际志愿者”之姿参加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并于黎巴嫩的贝卡谷地进行军事训练。

彼时重信房子等人并未强调自己的日本身分,而是在全球左翼武装革命的脉络下,自称“阿拉伯赤军”、“阿拉伯赤军委员会”、“革命赤军”等,重信房子使用了“玛丽亚”(阿拉伯文:مريم)这一阿拉伯化名,奥平冈士则被称作“巴尔希姆”(阿拉伯文:برشم)。1972年5月30日,冈本公三、奥平刚士、安田泰之在“人阵”指挥下,发动震惊全球的特拉维夫机场扫射事件,造成26名平民死亡,安田泰之、奥平刚士亦当场毙命。“人阵”与重信房子乃于事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告“日本赤军”(阿拉伯文:الجيش الأحمر الياباني)于5月30日成立,其组织也在1974年正式更名。

重信房子与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合影,后者为巴勒斯坦作家,同时也是“人阵”重要成员,而非网传的重信房子丈夫。(Twitter@antisemesmiye)

随后,“日本赤军”开始在全球各地发动多起劫机、袭击事件,部分是为迫使日本政府释放在押的赤军成员,同时勒索赎金,部分则是在反美反帝叙事下的针对性攻击,例如1974年的新加坡壳牌炼油厂袭击与劫船事件,以及1988年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联合劳军组织(USO,为美军及其家人提供娱乐表演的机构)爆炸事件等。

平心而论,特拉维夫机场扫射事件虽震惊国际,并在以巴冲突的叙事框架下,让“日本赤军”享有全球知名度,却是其少数纯粹涉及巴勒斯坦议题的武装斗争。在此之后,赤军虽仍与“人阵”共同行动,却也逐步推进自身斗争议程,例如要求日本政府释放赤军旧部与支付高额赎金等,便不全然是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反而更多是在“赤军派”、“联合赤军”尽皆覆灭的现实下,欲替日本极左武装斗争续命。换言之,在“日本赤军”的斗争版图中,“日本”的民族主义色彩,终究高过了“赤军”的阶级诉求。

然而跨不过民族主义高墙的,又岂止“日本赤军”?“人阵”同样经历了类似挣扎。1960年代起,巴勒斯坦斗争渐与全球左翼热潮汇流,本以“泛阿拉伯主义”为精神火种的武装团体,遂在壮大声势、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考量下,倒向冷战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以争取来自苏联、中国、朝鲜的各式支援,例如“人阵”便在1969年宣布自己为马克斯列宁主义组织,同时忠于泛阿拉伯主义,并将巴勒斯坦斗争定调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分支,表示将通过推翻“反动”政权来团结阿拉伯世界。

在此立场下,“人阵”不仅获取苏联军火,也吸引到重信房子等全球左翼武装斗争青年。然而伴随1967年“六日战争”挫败后的泛伊斯兰主义蔓延,苏联又于1991年解体,以巴关系也在90年代短暂缓和,“人阵”的世俗、社会主义立场日渐尴尬,尤其是以巴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定》(Oslo Accords)后,频繁发动自杀式恐袭、主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哈马斯(Hamas)异军突起,“人阵”的版图遭其蚕食鲸吞,并在巴勒斯坦斗争中逐渐边缘化,只好在世俗与社会主义立场上不断投降,期望获取主打圣战与宗教意识型态的伊斯兰势力资源,包括伊朗与其直接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重信房子当年和女儿的合照。(Twitter / @GhassanKDE)

此一转变后,“日本赤军”显然不可能再与“人阵”共同行动,加上前者也因苏联解体顿失支援、重要干部亦在1990年代纷纷被捕,“日本赤军”的根基渐遭掏空,在阿拉伯世界也失去了支持。最终重信房子返日被捕,可谓是这段全球左翼热潮衰退的惨淡注脚,其与“人阵”的合作岁月,也永远停在了1980年代。

此外,阿拉伯媒体的欲言又止,也折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大厦倾颓。经历四次中东战争后,多数阿拉伯国家已对此议题敬谢不敏,论及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没有阿拉伯国家敢不谴责以色列,却也没有任一国家,会永远关闭与以色列交往的大门,差别只在互动程度之深浅。1979年与1994年,以色列先是与曾为反以前锋的埃及、约旦建交,又于2020年连续与阿联酋、苏丹、摩洛哥、巴林建交,这背后虽有特朗普(Donald Trump)大力推动亲以政策的因素,却也与部分阿拉伯国家急于“放下历史情仇”有关。

如今区域内战、政权更迭、代理人冲突成了中东热点议题,巴勒斯坦的舆论能量持续萎缩,哈马斯等圣战组织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袭,更在全球反恐的语境下,令其斗争光环蒙上阴影,如今情势远比左翼浪潮褪去的90年代更加阴暗。重信房子与“人阵”的边缘化,不仅象征日本与阿拉伯左翼武装的一蹶不振,也体现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尽管曾经风光,却也终究会时不我予的残酷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