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火中的“历史终结论”阴霾

3月24日，北约、欧盟峰会、G7峰会齐集布鲁塞尔举行，乌克兰问题当然是席上“主菜”，中国对于普京进兵的立场亦是焦点。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称中国是和平进程的关系，芬兰总理马林（Sanna Marin）则指“我们会保证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历史对的一边”。但历史有对的一边吗？

在冷战后以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终点的“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前就再为俄乌战争作出研判，预言俄罗斯将会在乌克兰遭遇“直截了当的挫败”，普京在军事失败后将不能存活，从意大利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到特朗普的欧美民粹主义者将受到重创，中国从此汲取到相较于台湾的教训。

福山更认为，俄国的挫败将会使“自由的重生”变成可能，将世界从“全球民主的衰落状态”中拯救出来，1989年的精神长存，“全因一群勇敢的乌克兰人”。

虽然普京起初的闪电战未能如愿，乌克兰人的抵抗比预期强硬，西方无论在援乌和对俄制裁上都展现出难得的坚定和团结，但此刻欧美援乌的界线已明，只限于军备援助，而对俄制裁也遇上将分裂欧美各国的能源制裁极限。此时，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Mariupol）以体无完肤之态落入俄军手中几乎只是时间问题；俄军南北东三方推进包围乌东军队主力的战势逐渐成形。我们实在难以相信近二十年多身陷于理论挫败之中的福山为何能如此自信。

专研中、东欧史的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奈德（Timothy D. Synder）在其2018年出版的《通往无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就提供了一种可以解释福山这种乐观的框架。史奈德认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新世纪之中都落入了一种他称为“无可避免的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的叙事框架之中：历史的进步只有一个唯一的途径，而这种进步是无可避免的。

历史发展的无可避免性

在美国人的眼中，人类的自然天性带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带来民主，民主带来快乐。在欧洲人的眼中，历史带来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从战争中汲取教训而知道和平之好，因此选择了互相整合和经济繁荣，以之为最高原则。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和全球性扩张，以至欧盟的成立就是这些无可避免性的具体体现。

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两种无可避免性依然要面对共产主义提供的另一种进步观：自然容许科技，科技带来社会转变，社会转变引致革命，革命最终带来乌托邦式的共产社会。不过，苏联解体所象征的共产主义失败，对欧美而言，已证实了共产主义的进步观并非真正的无可避免，而他们自身的那一套才是无可避免的真理。

当一套后设历史论述被先验地相信之后，在历史发展之中的人看到与这套论述不一致的事件时，往往将之视为不改大局的杂音，正如对上帝的信徒而言，世间种种不公义的事情最终在最后审判中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理一般。对于福山来说，两伊战争的挫败、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国看似能挑战自由民主体制的另一体制的冒起、普京多年主政、民粹主义在各国崛起、特朗普当选等等，最终也许只是人类迈向历史终点的杂音，跟这一次乌克兰战争一般。

当然，“历史终结论”一早已变成了一个普及学术的招牌，而且在历年反例不绝之中，也带着失败理论的观感。因此，不少相信历史终结论的人，不会用上“历史终结”一词，也未必清楚理解到自己所信者为何，却会在其言行之中反映出其信念。

历年来对于普京治下“沙俄复兴”走向（如其以“历史性俄罗斯”作为兼并克里米亚的理据之类的行动），欧美领袖的回应其实都带着“历史终结论”的色彩。

美国的历史发展观

在美国而言，前总统奥巴马就多次公开表达对俄国的轻视，此等轻视解释了为何美国对于克里米亚事件（或是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都没有如今天一般的激烈反应。在2012年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的辩论中，对于罗姆尼当时指俄罗斯依然是美国的第一敌手，奥巴马就嘲笑“1980年代正打电话给你，要你把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回去，你要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超过20年”。言下之意，即是冷战已经证明了美国那一套的无可避免性，再视俄国为威胁已然过时。

到2014年，面对俄国兼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分离主义者，奥巴马则指“俄罗斯只是一个正在威胁其直接邻国的地区力量，（它这样做）不是出于实力，而是出于软弱”。

现代国家主权不必以民族认同区分，乌克兰也曾得到英美俄保证其（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领土完整，但英、美的确对于俄国违约兼并克里米亚无能为力，何以这会是俄罗斯的“软弱”？“历史终结论”的框架就可以解释这种说法：尽管普京在兼并克里米亚一事上是成功的，但是他已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最终无可避免要面对失败。

在其任内最后一场记者会，奥巴马继续坚称俄罗斯的经济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武器就不会生产什么人们想买的东西，只要“我们不忘记我们是谁……不放弃我们的价值”，俄国就不能影响美国。这可算是奥巴马更为清晰的历史终结论式表述。

欧洲的历史发展观

在欧洲，以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对于俄国的回应，则展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历史终结论。欧洲式的“无可避免的政治”，不像美国般以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为叙事概念，却是以民族国家从战争历史汲取教训为基础。2014年俄乌局势的本质，在于作为“历史性俄罗斯”一部份的乌克兰进一步透过与欧盟签订“联合协议”的方式加入欧洲、脱离俄国势力范围，这将是对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确认，为乌克兰国内部份人与普京之所难容。

欧洲对于此事的反应迟疑在两点，一是“到底乌克兰是否一个已从战争历史汲取教训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二是“如何与俄罗斯取得和平”的问题。

对于前者，在俄国的宣传下，欧洲人早就关注到乌克兰示威中的极右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成分，构成了他们对乌克兰有没有从二战汲取教训的疑惑，而克里米亚的归俄民意，以至乌东的分离主义所产生的双方武力对抗，也让人质疑乌克兰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民族国家，有没有合法地位加入作为民族国家整合体的欧盟。（史奈德教授认为这是欧洲国家自己的历史想像，欧洲的整合起自帝国的瓦解，其民族国家的自我历史认同只是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

对于后者，由于俄罗斯在二战的惨重付出，欧洲人难免会以“从战争历史汲取了教训的民族国家”去定义普京治下的俄国，因而倾向以协商而施压的手段解决争端。（但普京心中的俄罗斯却是沙俄时代的欧洲帝国。）

因此，欧洲的解方就是《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s），以恢复和平为要，同时承认乌东顿巴斯地区需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对于克里米亚，欧洲政界则时有认为其应当归属俄罗斯的声音，直到最近也有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Kay-Achim Schonbach）称克里米亚不会复归乌克兰而被迫辞职的事件。

与奥巴马般认为俄罗斯没有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因而站在历史错误一方，最终必然失败的预设不同，欧洲则是以任何从战争历史汲取了教训的民族国家皆会以在和平中求繁荣作最高原则为前提，因此将普京使用军事实力的冒进视为例外，继续与俄罗斯加深经济关系，认为经济整合与和平依然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

到了这次普京在乌国边境陈兵之时，无论美国如何警告，在欧洲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危言耸听，直到枪声响起的一刻。

2月24日正式开打的俄乌战争再一次为这些历史终结论带来挑战。

历史终结论会终结吗？

对于美国，在俄乌战争之前，中国的兴起早起引来拜登当局对世界大局的重新认定，以“民主对抗专制”来形容中美之争，而将“民主需要为人民带来好处”视为这场竞争的关键。如果以历史终结论的用词来说，某程度上，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已不敢像奥巴耿当年一般将制度性的对手假定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认为谁才是真正站错边尚需不同体制下的政策成果来验证。

在这个维度之下，对于美国而言，俄乌战争不仅是一个欧美能否团结在地缘政治上管控好俄罗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对于中美竞争的影响，以至中国在此事上的站位。

不过，如今尚是世界第一强的美国，能否就此普遍地放弃历史终结论，则尚待观察。到底俄国之强与中国之兴是福山式历史终结描述的反例，还是只是世界迈向历史终结过程中的一些波折？

对于欧洲，从德国迅速决定重新军事化可见，战争历史教训与和平下寻求整合与繁荣的前设，大体上已经消失，因此不少欧洲领袖都以“板块转变”去形容这次俄乌战争的爆发。摆脱了“无可避免的政治”之后，我们可以预见欧洲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更为主动和强势的角色。

［注：本文只采用史奈德教授的框架，并非其意见的阐述。史奈德亦同时以“永恒不变的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作为“无可避免的政治”的对立面，并以之解读普京的政治思想及其治下的俄国行动，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考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