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共产党・二｜渐现生机 俄共还须解答“共”为何物
三十年前，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欧等西方民主国家则沐浴在“历史的终结”的辉煌之中。
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然接过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旗，在带领国民奋进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种政治社会发展的可能。反观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已被历史淘汰，或陷入持续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旧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本系列通过七篇文章，以数个政党的经验与教训，回溯人们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尝试。
苏联解体30年后，作为苏共继承者、成立于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渐有从“建制反对派”演变成真正反对党的走向。在2021年9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即使不少反对党派质疑普京以网上投票舞弊，俄共得票却接近19%，比上届选举高超过5个百分点，为这个廿多年来形象上只有挥舞红旗、缅怀过去的退休老人作为支持者的政党添上了几分生机。
对于俄共的潜在复兴，克里姆林宫被指加强了示警式的打压。曾声言支持在狱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Alexei Navalny，又译纳瓦尔尼）的俄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拉什金（Valery Rashkin），本月就因为非法猎杀马鹿（elk）而被起诉，由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控制的国家杜马，更特意投票剥夺了拉什金的议员免罪权。
由于拉什金在本年选举中，以俄共名义支持了一系列年轻反对派出选，此前又曾为数千名纳瓦利尼支持者注册成监票员，不少评论认为这是普京对于俄共的示警行动。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杜马议员Sergey Obukhov就指普京正想“将俄共绝育，使之沦落到公正俄罗斯党的层次”（公正俄罗斯党一直被俄共视为普京培植用以分薄其左翼选票的名义反对党派）。
虽然俄共长期作为统一俄罗斯党之后的“第二大党”，2000年俄罗斯以选举方式正式踏入普京主政的时代后，俄共基本上只是一个附和的在野党，在预算等重要议案中支持政府，而普京当局也一直容许他们“有声而无力”的反对存在。
反建制年轻左翼的加入
然而，近年在其他反对派人物被禁止参选之际，纳瓦利尼于2019年就开创了所谓的“聪明投票”系统，为其支持者找出在各选区中最有可能击败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于此，俄共就成为了最大得益者。拉什金在2019年的莫斯科地方选举之后，更点名感谢纳瓦利尼的策略。这就使俄共似乎有了动力一试摆脱“忠诚反对派”的角色。
近几年，不少持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物更开始直接加入俄共，视之为最有可能反对现有政府的渠道。即使俄共的党纲仍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最终的政治目标，不少年轻俄共领袖却是打着俄共的牌头，以欧美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去走一条反现行建制的路。
例如本年9月参选莫斯科一个国家杜马选区、现年37岁的数学系大学讲师Mikhail Lobanov，就是这样的一位俄共新血。竞选期间，他不理俄共党组织的指示，自行以众筹方式筹集选举经费，组织义工逐家逐户拉票。如果单看其政策主张，几乎与美国城市的进步派候选人无异：反对莫斯科市“野蛮”的商业发展、主张强制性废物回收、阻止学校和医院被关、加强劳工与工会保障等。
Lobanov在实体选票上遥遥领先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却因网上选票大幅落后而败。质疑选举舞弊的Lobanov就指，他未来或者不会继续参选，却倾向将精力放在工会运动和大学组织。
正是像Lobanov一样的年轻新血，为俄共带来了新一波的政治动力。这也使得建党以来一直担任主席、现年77岁的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更有把握去发表与克宫重大政策不同的意见，例如在2018年的退休年龄改革，又或是本年大选网上投票的安排等等。
不过，这一般新动力的投入，并没有改变俄共政治路向不明的本质。
政治路线从不明确
在1993年的创党时期，由于俄国宪法法院此前判定，即便苏共可合法被解散，其基层组织与其党国一家的性质无关，应予保留，俄共就成为了吸收这些前苏共基层组织和其他左翼力量的统一派系。
作为其创党人之一，久加诺夫一直是反对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glasnost）的中坚分子，使该党在新时代中的俄罗斯联邦中，代表了因不同理由支持苏联体制的各种势力——这包括了对于苏联解体后俄国经济乱局极为不满，或在过去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群众、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至不满私有化和市场改革的坚定共产主义者。
从一开始，俄共已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到底这是一个在俄罗斯联邦这个新时代之下，接受新体制却不满执政派政策的左翼反对派，是一个希望重新收复苏联解体失去的俄罗斯历史领土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一个试图重新恢复共产主义政制的政治运动？
在199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当中，俄共就采取了一边参与新宪法体制，一边反对新体制合法性的矛盾立场；在1995年的选举中，这个理论上的共产主义政党更因吸收了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而成为了杜马第一大党，与其各盟友政党议席相加接近半数，威胁到代表新体制的时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
俄共的定位不明，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就被叶利钦加以利用，将其与久加诺夫的对决包装成“过去的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久加诺夫本人对斯大林确有正面评价）与“新时代的反共产主义”的对决。利用这种适切时代的意识形态包装，叶利钦以五成四的得票击败了久加诺夫的四成得票。这已是俄共的政治高峰。
抗议票仓的日益失落
此后，久加诺夫就走上了“忠诚反对派”的道路。其1995年的竞选口号尚是“俄罗斯、工人、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要求废除总统制、重新国有化、重建苏联，有着左翼革命的意味；到了1999年，其竞选口号已变成“国家内的秩序与家园中的繁荣”，只寻求减省总统权力、建立大斯拉夫联邦。
随着叶利钦和普京扶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团结”（此为统一俄罗斯党前身）的成立，俄共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只能靠其基层组织维持票数，而久加诺夫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更在第一轮投票就败于普京之手。
往后的近20年，俄共成为了民众对普京表达抗议的风向标。在2000年代大部时间油价高企、俄国经济迅速增长之下，俄共在期间两次杜马选举中得票低迷，直至2011年民众经历过金融海啸、国家经济增长不如往昔、迟迟不解的贪腐，加上普京由总统转任总理的续权行动，俄共才因抗议票而重见一些如今天一般的升势。
不过，到了2014年，普京实然收服被国内人民几乎一切视为俄国领土的克里米亚之后，以往代表着俄罗斯民族之衰败的俄罗斯联邦政体，已重新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代表，夹杂着反俄罗斯联邦体制情意结的俄共，就完全失去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在2016年的选举中又再回复到2000年代的困境。
这个时期的俄共，可分成两个阶层。一是其日渐减少的选民基本盘。他们由出于不同理由缅怀苏联时代的民众所组成，当中的民族主义者已逐渐被普京所收复，剩下来的几乎只有认为普京与俄国巨富过从甚密，或者依然紧抱共产主义红旗的人们。
二是安于作为“职业政客”的俄共政治阶层。以久加诺夫为代表，他们早已失去重夺政权、实现政治理想的意志，只透过发表反对政府政策的声音，或者对毫无可能达成的政治目标提供口头支持，给予反对派民众一个出口，以维持自身一定的选民基础，保留自己的权位和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有论者甚至认为，这种职业反对派的种子在1993年创党之初早已埋下。
今天，俄共的选举声势再遇升涨，这在数字上其实与2011年的昙花一现别无二致，依然是其“抗议票仓”性质的体现。然而，选票数字背后却是进步派新血借俄共之壳推进政治创新的质变。
路向未明的政治活力
这一代俄共新血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几乎与其近30年前创党时面对的完全一样。当时的俄共，统合了反对苏联解体的不同力量，却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正面的政治定位；今天的俄共新血，统合着反对普京政府的不同人物，也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定位。
上文提过的Mikhail Lobanov似乎代表一条欧美式的进步派城市左翼路线。但俄共的新力军尚有其他形态各异的政治走向：
- 刚进入国家杜马的Oleg Mikhailov虽是共产党人，却以其所属科米共和国（Respublika Komi）的本土利益为主打，不满当地的天然资源开发收益“不公平地”被收归联邦政府。
- 2018年曾代表共产党挑战普京的格鲁季宁（Pavel Grudinin）以往是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自己是士多啤梨产业大亨，却高举共产主义，并以社会主义福利政策的方式去营运其农场（其工人平均收入是俄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且有住屋、医疗、教育保障）。
- 来自俄国南部城市萨拉托夫（Saratov）的Nikolai Bondarenko则有点纳瓦利尼的影子，在2018年以当地政府订出的平均每月食物支出水平（3,500卢布）过活，并将其所面对生活困难以影片纪录下来，一举成为了反对派的网络红人，追随者以百万计。
这些“非传统”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很明显有着俄共主流政客所没有的政治活力，可是各有不同左翼政治倾向的他们却未有构建出一个统一且正面的政治定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没有像其他中欧国家一样出现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是以俄共为其政治左翼代表，一直是政治学家想要解答的疑问——特别是在俄国自去共产化之后的贫富悬殊问题迟迟未解、至今已远高于其他东欧国家的前提之下。
2018年普京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重大民情反弹，早证明了民众对经济分配的不满实际存在，而且愈发难以用民族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去化解。以一个“忠诚反对派”作为左翼代表的政治结构已难以持续。
此刻，充盈着新政治动力的俄共，可能可以另一种形态为俄国的未来提供一条解方，也同时回应政治学家们的疑问，找出一个共产主义之后的新共产主义路线。不过，在久加诺夫等旧时代的遗产依然紧握权力的现况之下，新时代的来临恐怕离现实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