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共产党・一｜生而辉煌的苏共何以沦落倾颓？
三十年前，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欧等西方民主国家则沐浴在“历史的终结”的辉煌之中。
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然接过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旗，在带领国民奋进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种政治社会发展的可能。反观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已被历史淘汰，或陷入持续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旧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本系列通过七篇文章，以数个政党的经验与教训，回溯人们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尝试。
铁锤与镰刀交错的苏联红旗在克里姆林宫前落下已有30载。如今人们再回首苏联，往往只记得它后期的僵化、贫乏和腐败——至于其前期快速工业化的辉煌成就，则往往被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所掩盖，甚至它二战时在欧洲战场力挽狂澜的功绩，也逐渐被美英等占据了国际话语体系制高点的国家所吞没……
如此不断修正之后的集体记忆，只会让大多人草率地透过一层体制和道德上的滤镜审视苏联，认为“邪恶集权政权的分崩离析在所难免”，忘记了当苏联红旗降下那一刻全球的惊愕。
在人们对苏联记忆日趋模糊和标签化之际，重新回到历史中还原它的兴衰，总结苏共执政的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有意义。
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反省
如果要给苏共写一份历史决议，那么最值得肯定的无疑是它的“生而辉煌”：它建立了首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极大鼓舞了共产主义运动，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争激励了对方改良自身。
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工人像牲口一般无休止地劳动，还得忍受肮脏的贫民区和高污染环境。这促使西欧在19世纪爆发了三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主张消除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风靡开来。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响骤然瓦解了“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国与国之间的对立使工人阶级难以跨国别组织起来。
不过，苏共1917年在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沙俄历史性地夺得政权，还组织起“第三国际”指导和援助各国共产党，这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工人争取权益。此后，苏共率先推行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免费住房、教育、医疗与养老等措施，也更进一步促使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改善国民福利。
另外，苏共不断鼓励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反帝反殖民的独立运动（虽有对抗西方阵营的利益算计），以及它对种族隔离和性别不平等的猛烈抨击（苏共在平权方面走在前列，例如它是史上第一个将女性、亚裔和非裔宇航员送上太空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独立发展以及平权浪潮，迫使殖民者和当权者退却。目前我们回忆起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往往会悉数归功于抗争者的努力，却不记得苏联的舆论攻势也是美国当局改革的一大原因。
正如古巴共产主义革命家哲・古华拉（Che Guevara）所说，“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可以说，苏共执政的这一事实，及其试图打造“共产天堂”、抨击资本主义弊病，就足以逼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步。
讽刺的是，苏联的垂暮与解体恰恰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来了一阵东风，美英在老对手死后忘了时时躬身自省，忽略了底层民众利益，如今均尝到民粹主义反扑的恶果。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飞速工业化的发展样本
如果说苏共“解放全人类”的理念光环可以长明不熄的话，那么其治理模式就是好坏参半。这种模式包括政治高度集权、计划经济、聚焦重工业、以及实行集体农庄，既造就了快速工业化的奇迹，也埋下了最终衰灭的祸根。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模式使苏联可以调配所有资源，以举国之力迅速实行工业化。从斯大林1928年启动一五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41年德国入侵中断三五计划之时，苏联仅消13年就建起9,000家工厂，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5%，工业占工农业产业总值由48%上升至85%，从一个半农半工业国家发展成先进工业国，走完了其他列强耗时半个至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也正是因为此等神速的工业化，苏联方能在东线消耗战中战胜精悍的德军，从而一举扭转同盟国在欧洲战场的逆风，奠定二战的胜利。如果苏共未有掌权，抑或斯大林未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中嗅到又一场世界大战风云欲来，未将工业化进程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那么苏联大概率仍处于沙俄一战时期“三人一枪”的窘境，彼时可能只得任由德国长驱直入，欧洲乃至世界战局也将被完全改写。
此外，二战后满目疮痍的苏联也凭借此模式，在缺乏外资和贷款的情况下迅速复苏，并率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首次将人类送上太空，振奋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信心，给予后发国家一个发展模板。此后苏联更与具有工业先发优势、且本土未经战火摧残的美国对峙近半个世纪之久，不可不谓一个奇迹。
消灭纳粹的代价是精英断层？
当然，这种政经模式也弊端丛生，并最终成为苏联的掘墓人。究其根本，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战时模式，但在冷战时期继续不成比例地发展军工产业，就吞噬了可资改善民生的其他产业，且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经济不断压抑了创新和效率，使得苏联生活水平和生产效率与西方阵营的差距不断拉大，共产主义的号召力不断削弱。
更糟糕的是，斯大林出于个人性格以及铁腕推进工业化的需要，摒弃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还祭出恐怖清洗手段铲平一切反对者。这虽然成功地使国家集中力量实现了工业化奇迹，但也清洗了很多兼具人文关怀和革命理想的精英，使得政坛万马齐喑，军方一众有相当经验的将领也受到牵连。此后接踵而来的二战，又使苏联付出了惨痛的2,400万人命代价，其中牺牲将士人数占到四成，包括众多水平较高、原本可在战后担当干部群体的年轻政委们，这导致政治精英群体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
在斯大林逝世后，他留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一批擅长见风使舵的政治家而非革命者，两相结合无疑容易导致灾难。
其中，赫鲁晓夫还算拥有革命理想，他清算了斯大林，给社会“解冻”，还大刀阔斧地在工农业上著手放权改革，以及试图打破干部终生制和削减干部特权。不过他依然没有走出斯大林体制，而是便利地独掌大权，依然走上排除异己和不听批评的老路。
其结果就是，未有下属胆敢指责赫鲁晓夫激情有余但深思不足的改革举措，结果均以失败告终，损伤了自身民望。最典型例子便是他强行推广不适宜苏联气候的玉米种植，最后酿成粮食危机。另外，他自恃大权在握，草率实施干部改革，还对其他中央委员颐指气使，最终引发反扑，落得被“强行退休”的结局。
此后接手的勃涅日列夫更属庸碌之辈，他本人就是在二战中因在后方做政治工作而毫发无伤、且擅长溜须拍马而获提拔，据说连马列著作也未曾读过。他上位后也只顾“求稳”而非“创新”，迅速撤回了赫鲁晓夫种种改革尝试，同时不断加强官僚特权待遇，使整个体制越发低效僵化。
但勃氏运气甚好，他依靠六十年代末开发的丰富油气资源，以及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油价大涨的东风大赚一笔，不仅有财力加强国内福利，也得以大量进口食品和消费品填补国营商店货架，掩盖了国内经济弊病。在外交方面，他挥霍石油财富四处扶持亲苏政府，例如大笔投入安哥拉内战和阿富汗战争等，并在美国慌乱撤退越南的情况下一度造成苏联占优的假象。
事实上，直至今日，如今俄罗斯民众最怀念的，也是“鼎盛”的勃涅日列夫期间。恐怕当时在豪华疗养所修养的政治局委员们，也未有意识到大厦将倾。
伴随着勃氏1982年的离世结束其十八年统治，苏共的好梦也被骤然打破。美国列根政府放弃七十年代的“缓和”（Détente）策略，对苏发起新一轮经济封锁和军备竞赛攻势；越拖越长的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流血的伤口；未有著力培养年轻血液使该党沦为老人政治，例如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14名政治局委员内，竟有6人在未来四年中接连因病去世。
最终苏联最高权力大位竟有如烫手山芋，在两位老朽手中轮转之后，只能匆匆交给了缺乏经验的年轻改革派戈尔巴乔夫——他是典型的六十代青年，也即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中成长起来的更自由化的一代。从某种程度来说，当年取得二战胜利而铸就的战时铁腕体制以及战争造成的干部断层，都促成了苏共最后的覆灭。
政治不稳下的思想解放有如提前自杀
等到戈尔巴乔夫1985年接手之时，苏联已是一艘四处进水的巨轮。先是当年油价暴跌使该国外汇收入大减，国营商店货源紧缺，民众在店前大排长龙、怨声载道。而政府为补贴财政漏洞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却又导致通货膨胀，使民众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而戈尔巴乔夫虽有改革之心，但此前一直在边疆工作的他缺乏足够号召力，难以统一党内思想。且囿于军工部门的巨大阻力，他始终无法削减巨额军费以补贴民生（1990年苏联军费仍占国家预算四分之一），便使得经济改革难以见效。
而在经济条件越发恶化之际，他1987年又过早地实施了“思想解放”，进行“新思维改革”。例如为受斯大林迫害的约百万公民平反，并解禁大量批判政府的作品。他还为与镇压东欧反对派的勃涅日列夫主义划清界限，在1988年宣布不再武力干涉东欧内政，引发各卫星国思变，最终促使了次年的东欧剧变。虽然这些举措的本意是为了扬弃过往的压迫性一面，恢复苏共的道德性，但在经济恶化和民心思变的情况下，这种否定过往的举措只是帮助反体制思想如野火般蔓延，从而进一步否定了自身合法性。
纵观历史，如要实行大刀阔斧地经济改革，且熬过转型期的阵痛，无一例外都需要一段长期稳固的统治。例如朴正熙军政府下的韩国，又如明治时代乃至自民党长期执政下的日本，再如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可以说，越是要进行大改革，就越要确保政治制度稳定，以及确保舆论不失控。而在戈尔巴乔夫本来就无力全盘掌控党政军大权、无法调动全部资源进行改革之时，他过早地放开舆论闸门、放宽对卫星国的掌握，只会加快苏共的覆灭。
整体说来，苏共实施的战时斯大林模式，虽能在备战期间发挥出巨大效果，但却难以在和平年代维系发展，且此等模式容易导致领导班子的腐化，使体制失去自我改革的动力，最终创党初期的革命理想不断褪色，只剩下庞大官僚机构照本宣科蝇营狗苟，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不稳时期过快放松民意舆论，并使得苏共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迅速覆灭。这也是苏共给其他执政的共产党留下的最宝贵教训。但在批判苏共之时，也应当记得它所秉持的“解放全人类”的理念曾如何鼓舞了各类平权运动，也激励了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改良。这便是如今反思苏共从崛起到灭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