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之失・下｜摒弃市场教条：未来华府精英治理模式改变之始？

早前，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就全球最低15%企业税率达成历史性协议。连同稍早前七国集团（G7）的税制改革共识协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牵头各国达成全球企业税率的进程上，可谓出尽全力。

这次协议对美国自身来说，一来确保包括数码产业在内的大型跨国美企在其取得利润的市场 负上的应有的纳税负任；二来在宏观上有助确立华府改写公共财政逻辑的角色。

自发调节市场已失效？

2017年，时任特朗普政府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美国企业所得税率下降至21%，并且减轻美国对跨国美企海外收入的课税。

四年后，鉴于这一年多以来应对疫情的各项大笔财政支出，联邦政府急需课税收入填补缺口，以及终结多年来各国以较低税率为诱饵的“逐底之争”，拜登政府决定一举逆转前朝税策，并施以更激进地针对企业的税务改革措施。

除了上述由美方牵头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拜登政府更大刀阔斧地提出将国内企业税率从21%上调至28%，惟后来因阻力反对而妥协，下调拟议税率。拜登政府表明，不排除未来会进一步深化税务改革，包括增加富人税，这足以体现拜登政府试图改变过往滴漏经济模式（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做法。

市场是社会运转的一部分。藉向富人阶级及企业优待政策，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很容易会导致资本严重倾斜，劳动与回报难以达致合理比例，继而加剧资本家及劳动者间的贫富不均，最终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

要平衡健康市场的供给生态，政府或需要扮演一定角色，适时适度介入市场。比如说，合理地调整银根宽紧、控制货币供求、加强政府对战略性产业核心产品或技术（如半导体、太阳能板、电动车电池模组等）采购监督及研发管理的角色等，皆为政府合理介入协助市场调节的工具。

华府也许亦正在沉淀这一要点。这大半年来，拜登政府试图抛弃上世纪末蔚为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指导思想，重夺政府在维持市场健康秩序的适当权力。在这个框架下，税务改革只是当中其中一环。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试图逐渐在科研投资、基础建设等产业重夺话语权，对冲市场自我调节失效所构成的系统性威胁。

尤记得今年4月初，拜登提出其号称“一代人仅有一次”（once in a generation）的万亿美元基建计划提案，包括主导国内绿色能源建设（如推广电动车普及、构建充电站网络等）、改进基层就业计划、改善医疗系统和医院设施、扩大高速宽带网络，以及加大资金对制造业及科研行业的流向等，这方方面面都足证政府参与市场体制运作的介入程度正陆续提升，助力推进基层民众都能“感受”得到的经济发展。

私人资本投资，往往是寻求可预估、可衡量的回报，所以很少投入回报周期太长，乃至不确定的领域。基建正是这种“不确定”、回报周期长的投资──然而，它所带来的效果是最具普惠性，乃缓解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私人资本对这类“不知道能否有回报”的投资却步，那么，由此产生的资本缺口便需由公共投资去填补。

“私人领域不会作出这种投资。我们已经忽视这种公共投资太久了。”拜登以此形容他所规划的巨额基建蓝图。强化公共投资，正正就是政府深度参与塑造市场格局的其中一项应有表现。

“扭曲的市场”

很多时候，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对政府加强公共投资、产业“国营化”皆嗤之以鼻，担心这会扼杀市场创新活力。但有更多的时候，“政府介入”和“市场竞争”两者，其实并不完全处于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上。最近的美国反垄断政策调整，正好是一例。

拜登早前签署针对大型科网巨企，以反垄断目的为核心的行政命令，即旨在规限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尝试扭转中小型企业、消费者处于市场弱势的局面。行政命令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包含用户私隐、数据管理及科技企业间并购等方面。

拜登政府及不少支持法案的跨党派国会议员皆认为：限制科网巨擘激励竞争，有助资本市场持续健康运转，为劳动者和其他中小企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工作和营商环境。

不但如此，拜登在7月初签署了一项新行政命令，更明确要求美国十多个联邦机构介入多个经济领域，消除大企业垄断局面。白宫亦新创建了一个竞争委员会（White House Competition Council），专责协调联邦政府与垄断企业之间的磋商，以及监督行政命令落实进展。白宫发布的行政命令明确表明，美国有超过七成半产业都是由少数大企业垄断，包括医疗、金融服务、农业等多项产业，敦促各机构打击产业内垄断行为。

无论是限制科网巨头肆意扩张，抑或其他同样存在垄断情况的经济产业，拜登政府都愿意祭出重招，试图正面处理这种不合理的市场垄断局面。他明确表明：“没有竞争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剥削。”──虽然目前政策尚未见收效，但至少某程度已体现出，拜登政府已正在反思过往华盛顿精英治理模式的缺失，并以另一个“改进版”的新治理范式去尝试解决问题。这轮政策，亦已反映出“市场竞争”和“政府介入”之间并存的可能。

当然，美国精英正在积极应对的“中国因素”，固不能沦为“房间里的大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世界治理危机，令中国社会模式和治理思路在国际上获得一定能见度和认可度。当有一个社会治理替代模式，正在与美国传统治理模式并驾齐驱的时候，整个华盛顿精英群体（尤其是自由派）自我调整的警觉性自然愈加提高了。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道极高难度的社会治理考试题目，它正面地冲击着美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固有思维。拜登政府不断尝试调整这一思维，试图跟随世界最新变局，代表美国，向社会大众提交最合适的答卷。

这份答卷，日后会否成为华盛顿执政精英遵循的规条和执行社会治理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