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之失・中｜美国社会治理模式改革　还需从基层福祉入手

承本系列之上篇提及到，美国社会传统一向看重个体利益，公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主导作用其实不大──这种自由放任的治理手法，在声色犬马、稳定繁庶的活力社会，也许有助催化整体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然而，世界现已步进世纪一遇的历史困局。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负面效应、政治决策环节的摇摆与低效、基层社会治理的缺失，乃至于国际上的一众新旧挑战，正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冲击下，为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管治难关。

在公共卫生及社会安全的广泛要求下，现任拜登政府似乎开始倾向反思以往传统管治精英对“小政府”的崇拜思维，转而一步一步地尝试评估政府加强主导社会经济治理模式的各方面可能性，目的是希望借着政府的角色，试图缓和因疫情而愈加激化的社会矛盾，并且寄望以此指引及创造未来包容性和创造性兼具的“后疫情”经济秩序。

而现实上，虽然从未于口头言明，但拜登年初上任至今半年，他接连推出的新政，正在逐步刻划出其管治班子朝这个方针迈进的轮廓。

重夺社会治理主导权

直接根治社会治理问题的利刃，始终是需要健全社会政策，包括社会安全基建、社会福利网和资源再分配机制等。

在社会安全基础建设上，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到美国枪枝泛滥及过度自由的枪枝流动问题，是当地数十年来一直悬而未解的老旧问题。枪枝法案亦一向是两党难以达致共识的烫手山芋。支持拥枪者多年来以个人自由至上为号召，动用大量游说资源，试图阻止任何限制枪械使用及流动的法案通过。

拜登早在竞选之初已承诺会检讨拥枪权和枪枝管理问题。今年7月初，拜登在白宫约见地方市长及警察总长，主动讨论加大对警察部门和社区安全项目的投资，借此帮助“重建有色人种与执法部门之间的互信”。

此外，拜登政府提出修改枪枝法，包括动用资源遏止各州非法枪枝黑市、废除枪械生产商之法律免责权等。另外，有见社区罪案持续上升，拜登明确呼吁地方政府拨用疫情救济款项，聘用更多警员，扩大执法范围。

拜登是次尝试填补针对枪枝法和社区安全治理的某些漏洞，虽然力度上仍有加强空间，但至少是政府在制定社会治理政策上的负责任表现，而不是把公共治安责任全权下放给社区居民（部分居民支持拥枪，其中一大理据就是要保护人身安全，由自己承担起公共治安负任）。

另一方面，就是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的完善。无疑，民主党内年轻左翼声势愈加浩大，对社会福利网建设的重视，让“资源再分配”成为民主党内一道最重要的命题。很多年轻选民就是被部分民主党参选人的福利政策深深吸引着，成为民主党的忠实选民基础。因此，在现实政治角度来看，社会福利政策持续“向左倾”，是保障票仓稳固的关键因素。

无论如何，在民主党内部左翼新浪潮发挥的助力作用下，拜登政府以弱势族群及清贫阶层为对象的社会福利政策推陈出新，并在其万亿疫情经济复苏计划纳入更多中长期的扶贫纾困措施，包括扩大儿童税收抵免计划（child tax credit）、尤其针对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社区的幼童看护及就学支援、新建低收入资助房屋、扩充低收入阶层医保范围等。

虽然，这涉及到数以万亿计预算的社会福利网重建大计，预期在参议院闯关会遇到一定阻力。不过，还是那个重点：这些例子皆印证着拜登政府正在检讨和反思小政府主义之积弊，努力于重新塑造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应有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