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特朗普通话｜中美贸易战要结束了吗？

6月5日当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通电话，是1月17日通话后近5个月以来的首次，但中美关系已经历不少惊涛骇浪，尤其是4月以来的关税与贸易战风波。

从双方公布的通话内容来看，整体对话时间约为1个半小时。习近平指出日内瓦会谈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协议，美方应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双方应增进外交、经贸、军队、执法等各领域交流，增进共识、减少误解、加强合作。而据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也在通话中欢迎特朗普再次访华。

美方同样释出积极讯号，不仅表态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也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特朗普也发文表示，自己与习近平有“很好的对话”，通话几乎完全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也讨论到贸易协议的一些复杂细节，“我们各自的团队很快会在待定地点会面”。

整体来说，经历过去2个月的加码对峙、各自回撤，当下的中美元首通话无疑是回暖讯号，也应该能给期待稳定的市场带来一定信心。但这不意味贸易战即将落幕，毕竟漫长的谈判仍在继续；且即便贸易战烈度有所下降，从当前的中美竞争态势来看，美国对华经济与产业的“安全化”博弈，仍会持续很长时间。

贸易战是脱钩政策的趋势缩影

整体来说，这轮中美贸易战风波，除了受4月“对等关税”触发，也与近十年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趋势有关。

从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以来，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华经济政就逐步趋同，国会也不断修订旧法、拟定新法，试图重塑两国经济关系，这股力道主要展现在两大层面上：第一，限制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管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产品的进口以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上市融资；第二，加强美国本土在高科技产业的制造能力，并借此重塑外部供应链体系。

首先是管制对中国在美投资以及高科技产品进口。其实早从2015年以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就频繁审查中国在美投资，接著又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要求所有到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都必须遵守美国法律主动披露资讯。接著，美国国会还专门制定针对中国企业的问责目录（Holding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并要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加强对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监管。

受到前述法律影响，不少中国公司纷纷从美退市。接著美国又通过《安全和可信互联网通信法》（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ct of 2019）设置“特别指定国家和人员封锁名单”（Special Designed National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明确将中国华为、中兴通讯等科技公司列入美国国家威胁名单，同时限制其产品进入美国。

再来就是加强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2021年美国参议院先后提出《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和《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随后这两部法案被融合成《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又通过《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美国竞争法》于是在同年8月经过部分融合，成为《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并获国会通过。众所周知，这是拜登（Joe Biden）任内对华“小院高墙”的政策基础。

此外，美国也没有忽略其他制造业领域。2021年，美国国会就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根据该法，美国将在未来8年向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在能源开发方面，美国也在2022年8月通过《削减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提供超过4,2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关键材料的生产。

而前述两个领域的作法，展现了美国涉华经济政策的特征：产业政策卷土重来，同时加强技术管制，以重塑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科技合作。例如《芯片与科学法》就禁止获资助的美国公司在中国新建工厂，以确保制造商在下一个投资周期聚焦于美国及其盟友。同时，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人员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并要求获联邦政府资助者披露其国际合作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轮贸易战并非某种横空出世的异变，而是美国对华经济与产业的“安全化”博弈、或者直接简称“脱钩”的缩影与变体。

经济与产业格局催生脱钩趋势

而这种政策趋势，不只受到政治精英的立场牵引，也与中美的经济与产业格局相关。

首先，科技竞争改变了中美关系。二战之后，美国就是事实上的科技产业大国，也是数字全球化的宣导者和主导者，而这显然是基于技术优势所采取的开放态度。但当美国开始感受到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带来的互联网冲击时，这种开放政策就会立刻被识别为弱点。

以TikTok风波为例，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主要担忧在于：TikTok的出现证明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发展潜力，且TikTok作为一款以短视频传播为主的移动程式，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接受资讯的传播方式。不少人士将美国国内年轻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的仇视，归结为受到了TikTok影响。

再来，外部供应链的不安全也会促使美国改变政策。说的更直接，在外部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可能失去在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的领导地位；而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更是暴露经济互赖武器化的巨大风险。当然“武器化互赖”不是近年才有的新现象，而是国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固有工具，问题是美国过去从未设想自己与他国的互赖可能“被武器化”，毕竟自己多年来都武器化互赖的主动实践者。

例如，当前全球芯片代工生产的54%来自台湾。有鉴于近年台海局势的风高浪急，转移芯片代工生产能力就成为美国对中国“去风险”的关键一步。苹果公司也是一例，作为全球电子产业超级企业，苹果公司实施基于生产效率的产业供应链布局，在中国聚集了大量的产业供应链。但在中美竞争的巨大压力下，苹果最后放弃了部分效率原则，开始逐渐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对华依赖。

整体来说，基于科技竞争压力和外部供应环境恶化的考虑，经济安全已经成为美国近十年对华政策的重要场域。与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2.0”的对华经济政策更加激进，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19世纪重商主义政策的21世纪回归。但即便拜登政府与“特朗普2.0”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略有差异，两者本质其实殊途同归：实现美国的产业复兴，维护美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主导优势，尤其是相对中国。

当然，“脱钩”没有百分之百，只有程度与场域问题。但在这种政策趋势崛起下，尤其中国近年也对美实践类似做法，贸易战下的元首通话虽能稳定市场，也预示谈判将能持续推进，中美的趋势“脱钩”却很难因此暂停。在可见未来内，这场横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大博弈，还将持续牵引全球的经济与产业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