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走了依旧流血分裂：叙利亚的问题不是民主或独裁

受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夹击，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在2024年12月闪电垮台，叙利亚也因此在“阿拉伯之春”13年后意外变天。但从当前发展来看，这不是多年动乱的终点，反而是新一轮权力游戏的起点。

首先是政权垮台后的以色列入侵，这场军事行动从去年12月持续至今。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在2025年2月23日公开表示，将彻底“去军事化”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Quneitra）、德拉（Daraa）和苏维达（Suweyda）三省，并要求临时政府军从大马士革（Damascus）南部撤离；以色列防长卡茨（Israel Katz）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扎在叙利亚南部，以保卫我们的社区并挫败任何威胁”。

接着是控制叙利亚东北、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内战爆发后，SDF逐渐成长为叙利亚的“国中之国”，控制了东北的丰沛油气田、边境口岸与机场。虽说在美国与欧盟调解下，临时政府已在3月10日与SDF签署协议，后者同意在年底前将自身民事、军事机构并入国家治理框架内，但协议本身并未详细规范SDF的军事行动、也未言明如何整并，尤其是叙利亚国防部与SDF的互动究竟如何进行，未来恐怕还要观察。

再来就是西部沿海的血腥冲突，大体呈现出针对阿拉维派（Alawite）的教派仇杀，以及由阿拉维派构成的亲阿萨德武装与临时政府军的驳火。自叙利亚变天起，失势的阿拉维派便受到各方排挤乃至报复，拉塔基亚（Latakia）和塔尔图斯（Tartus）的亲阿萨德势力也不愿接受整编，大小摩擦不断积累，终于在3月引爆大规模冲突：亲阿萨德武装以阿拉维派被屠杀为由，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引来临时政府军的强力镇压，最终有超过千人丧生，部分阿拉维派民众为此逃入黎巴嫩。3月12日，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结束沿海安全行动”，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也在13日签署“宪法宣言”、确认5年过渡期，骚乱似乎暂时止息，但被撕开的宗派伤口已经鲜血淋漓。

前述三起事件，分别从不同方向揭开“后阿萨德时代”的关键问题：叙利亚的“国家建构”远未完成，因此即便推倒强人，内部伤痕还是持续渗血。这也同时暴露被“民主化”叙事垄断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没有从根本解决叙利亚的陈年弊病，而是让问题以不同形式继续炸裂。

火种从独立前就已埋下

从历史发展来看，叙利亚的“国家建构”失败，并非内战爆发导致，甚至正好相反：叙利亚内战之所以爆发，就是国家建构失败的直接结果。而这一切还要追溯至叙利亚独立本身，以及阿萨德父子的功败垂成。

在1516年到1918年间，叙利亚大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份，居民以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为主体，并有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希腊东正教徒、马龙派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在此混居。期间，三大事件影响了叙利亚境内族群的分布与互动，并为独立后的复杂局面埋下火种。

首先是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动荡。在西方列强策动、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下，怀柔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开始铁腕镇压少数民族武装，也连带不放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恶名昭彰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亚述大屠杀就是这一情境的悲剧产物，大量亚美尼亚人、亚述人也为此逃入叙利亚。

而作为屠杀帮凶的库尔德人，则在奥斯曼解体后与土耳其当局爆发冲突，于是也从土耳其东南逃入叙利亚东北，进而与聚居当地的亚述人等产生摩擦。最终势弱的亚述人大量出逃，叙利亚东北于是成为库尔德人的聚居地。

第二是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与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在1916年秘密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商定战后支解奥斯曼帝国、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叙利亚也因此在1920年成为法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托管地。

这段期间，法国采用了殖民者惯用的“分而治之”策略，大幅提升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与待遇，包括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来与作为人口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抗衡。例如大量库尔德人之所以会在1920年后涌入叙利亚东北，除了土叙两国地理相邻外，也是因为法国的有意招揽，包括承诺授予库尔德人在叙公民身分。

第三，英国出于干扰法国殖民的政治需求，也在叙利亚大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援当地反法武装，例如1945年5月的黎凡特危机（Levant Crisis），就是英法两国在叙利亚的直接对垒。当时法军残酷镇压叙利亚内部的反殖示威，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于是派遣英军从外约旦进入叙利亚，并下令可在必要时向法军开火。

最后法军被团团包围在大马士革军营内，英国也持续进行国际施压，力不如人的法国虽然谴责英国武装示威者，却也只能下令停火、同意结束占领，并在同年7月撤退到黎巴嫩，叙利亚也在10月加入联合国，但英军占领仍在继续。接着英法之间又是一阵利益谈判与交换，两国最后在1945年12月达成协议，以法国从黎巴嫩撤军换取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终于在1946年4月完全独立。

以上三个事件导致，独立时的叙利亚看似是民族国家，实则是多族群的集合体，且各族关系相当紧张：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都是少数，却在法国统治下受到重用；逊尼派阿拉伯人作为背靠英国的主体族群，则因此对前者心怀不满。简单来说，叙利亚呈现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有惯性：国家疆域由殖民者划定、国内族际关系由殖民者一手塑造，各大族群互有民族主义，却缺乏国家层级的统一认同。

而这种裂痕经历多次政权流转，始终没能弥合。1946年至1956年间，叙利亚历经20个内阁、4部宪法，军人政变逐渐取代文人政权，同时又受以阿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影响，浸润在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狂潮中，并一度在1958年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叙利亚的政治主流、掌权的则是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但可想而知，只将叙利亚定位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国家”，必然削弱少数族群的归属感，因此1953年叙利亚南部就爆发了“德鲁兹起义”，最后被叙利亚政府军强力镇压。

1963年复兴党人夺权成功后，叙利亚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期间担任防长、出身阿拉维派的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通称老阿萨德）又在1970年发动政变，并从1971年起担任总统直到2000年，阿拉维派也因此跃升统治阶级，得以控制叙利亚的军队、情报、官僚和安全机构，这又导致其他族群不满。

同时在1970年代，叙利亚受到泛伊斯兰主义影响，面临激进伊斯兰的政治挑战，为首的主流势力就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目标是推翻世俗的复兴党政权、瓦解阿萨德的一人专政。各种流血事件最后导致叙利亚政府军的强力镇压，代表事件就是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Hama Massacre）：政府军围城27天，哈马的三分之二被夷为平地，上万逊尼派平民被杀，幸存者也大多经历酷刑与性暴力。这场悲剧虽起于激进伊斯兰骚乱，却也受到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漫长仇怨驱动，最后又反向加深了双方血仇，并且成为逊尼派武装日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重要动机。

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又称小阿萨德）接班后，激进伊斯兰势力虽已不构成威胁，却又轮到库尔德问题发酵。2004年3月，在卡米甚利（Qamishli）的一场足球赛中，一支当地库尔德球队与一支来自代尔祖尔（Deir ez-Zor）的阿拉伯球队爆发激烈冲突，双方球迷也手持武器展开街头混战，平乱的安全部队在混乱中开枪打死6名库尔德人，足球暴力由此上升为族群冲突：愤怒的库尔德人烧毁政府机关、推倒哈菲兹·阿萨德雕像，最后有超过2,000人被政府军逮捕、超过30人被杀，数千名叙利亚库尔德人为此出逃到伊拉克，事件又称卡米甚利大屠杀（Qamishli Massacre）。

基本上前述几场冲突，不论是德鲁兹起义、哈马大屠杀或卡米甚利大屠杀，都展演了叙利亚深可见骨的三重族群裂痕：德鲁兹人与阿拉伯人、阿拉维派与逊尼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即便在不同主政者的强力压制下，火种都没有立即燎原，却还是在多年后以毁灭性的内战炸裂。

走过而没有走出内战

观察内战前的叙利亚社会，在种族组成上，约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约50万巴勒斯坦人与多达130万的伊拉克难民，库尔德人约占9%，其他则是数量较少的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土库曼斯坦人；在宗派组成上，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74%的叙利亚人口为逊尼派穆斯林，阿拉维派约占12%，德鲁兹派占3%，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教派，基督徒则占10%。

基本上如果单就种族组成来看，只要阿拉伯人团结，就能形成压倒性多数，维持政权稳定，而这似乎也是过去阿萨德政权的着力点。观察父子两人统治叙利亚的叙事工程，除了随处可见的个人崇拜，基本就是复兴党的基础意识形态：呼吁阿拉伯人团结的泛阿拉伯主义，再结合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

平心而论，这种叙事工程也算符合叙利亚的族群组成：用泛阿拉伯主义凝聚叙利亚阿拉伯人，用其他主义团结少数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视角上，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维派以少数身分垄断重要机构与安全部门、哈马大屠杀的伤痕长年横亘，都让双方的和解进程迟滞不前。

此外，阿萨德政权对少数族群的高压统治，也掏空了叙事的团结能量。例如哈菲兹·阿萨德在1973年启动了“阿拉伯带”（الحزام العربي）计划：沿着叙土边界设立宽10至15公里、长度超过375公里的狭长地带，强制迁出当地14万名库尔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该地的库尔德地名，也被与传统和历史无关的阿拉伯名称强硬取代。虽说“阿拉伯带”计划在1976年结束，遭驱逐的库尔德人却不被允许返回故土，这当然也为日后冲突埋下火种。

因此可以这么说，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无疑是中东强国，经济繁荣、军容壮盛，男女识字率都超过70%，在中东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国家建构的失败一直被现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国家发展的一片荣景下，不满阿萨德与阿拉维派的各方长期噤声，他们并非无心反扑，而是在等一个时机，最后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内战爆发。

从结果来看，内战不只震碎阿萨德政权垄断的上层结构，放出压抑许久的族群冲突能量，也因为大国竞相参与叙利亚的族群冲突，而让分裂状态变得更加复杂：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以伊朗、俄罗斯为靠山；东北的库尔德武装成了美国代理人；西南的德鲁兹人则与以色列眉来眼去。基本上，这个结构既贯穿内战本身，又持续到了今日，导致叙利亚看上去已经走过内战，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走出内战。

首先是从云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维派。在伊朗与俄罗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苟延残喘多年，却还是毁于两国的各自分身乏术：伊朗“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被这轮以巴冲突重创、俄罗斯则深陷乌克兰战场。而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也意味阿拉维派苦难岁月的到来，逊尼派摩拳擦掌要为哈马大屠杀复仇，过去受到阿萨德政权压迫的各方，也都把气出在阿拉维派身上，两股脉络共同交织，导致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宗派仇杀，以及3月以来的“沿海安全行动”。各种场景情节似曾相识，宛如阿拉维派版的“哈马大屠杀”，只是死伤规模小于当年。

而一连串冲突也暴露两个政治现实。第一，叙利亚临时政府目前所能进行的国家建构也相当有限，沙拉本人或许没有授意部下屠杀阿拉维派，却也明显控制不了基层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国介入的底色并未完全淡去，亲阿萨德武装在过程中还是与黎巴嫩真主党有所联系，伊朗也公开批评叙利亚临时政府的屠杀，德黑兰显然想要恢复在叙利亚的补给线与地理通道，维系“抵抗轴心”的地缘能量，而阿拉维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时至今日，临时政府虽然宣布骚乱结束，亲阿萨德武装却仍在叙利亚西部活动，没有解除武装、更没有谈判整合的迹象。当然，这些武装看起来没有颠覆政权的能量，但临时政府军似乎也没有彻底清剿的能力。

再来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库尔德武装SDF。基本上内战爆发以来，东北的库尔德人武装割据，就是美国介入的直接结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断库尔德人联系”这个入侵叙北的现实借口。而美国的考量其实与伊朗类似：要培养自己的代理势力，尤其是在准备撤出中东、转向印太的战略背景下；而库尔德人苦阿萨德政权已久，如今能争取形同独立的自治地位，当然也乐于接受美国的橄榄枝。

这种离心倾向一直延续到了叙利亚变天。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后，SDF虽在美国调解下与亲土耳其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也未公开反抗临时政府军，其基层士兵却还是不断与双方爆发小规模冲突，SDF更明显不愿成为“叙利亚人”，所以并未参加最初整合反对派武装的协议谈判。现在之所以愿与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当然还是出于美国的强烈要求，只是协议本身只有方向没有细节，最终到底能让库尔德武装与中央整合到什么程度，恐怕就像临时政府对阿拉维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结果说话的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库尔德武装经历多年内战淬炼，提升的不只有战斗能力、还有自治倾向，如果临时政府没有祭出更强力施压，光凭一纸协议、美国协调，就要库尔德人解除武装、重返阿萨德时代状态，恐怕不太容易。

接着是立场暧昧的叙利亚南部德鲁兹人。从地理分布来看，德鲁兹人与库尔德人处境类似，都是散居中东四国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叙利亚，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因此早在内战爆发时，叙利亚德鲁兹人就选择接受“以色列德鲁兹兄弟”的军援，提高自己与逊尼派武装的对峙底气，部分德鲁兹高层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护。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当明显：只要帮助相对亲以的德鲁兹人建国或实质自治，就能在叙以之间形成缓冲带，有助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

当然，从后续发展来看，内战并没有让以色列实现目标，但阿萨德的垮台显然又让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乱直接发动了入侵，既要对叙利亚南部三省“去军事化”，也尝试再与德鲁兹人创建关系。而德鲁兹人的公开立场当然是谴责以色列占领，实际互动却又不是如此：德鲁兹人收下了以军送来的人道援助，且还同意100位德鲁兹高层在以色列安排下参访戈兰高地。接下来，以色列还将开放叙利亚德鲁兹人的工作许可，后者同样没有拒绝。

显然，德鲁兹人正在成为以色列的名目与扶持对象：如果成功让叙以边境的德鲁兹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鲁兹人与叙利亚临时政府军爆发冲突，以色列就更有借口驻军叙利亚南部，因为要“保护我们的德鲁兹兄弟”，事实上这已逐渐成为以色列现在的宣传风向。

整体来说，不论是阿拉维派、库尔德人或德鲁兹人，面对临时政府的统合支配，都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维派的亲阿萨德武装拒不妥协，并且寻求伊朗支援；库尔德人虽然同意签署协议，却还想维持自治空间；德鲁兹人虽然没有严厉拒绝临时政府，却也同样没有抗拒以色列。

而这种支配与抗拒的拉扯，显然不是政体的改换可以解决。因为政治实体与国家社会要能建立秩序，关键还是被治理者要对所属群体产生认同，进而服从治理者的支配。当然凝聚认同的方式软硬皆有，但核心原则还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个国家的内部团结，方法同样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利诱拉拢，历史上的帝国解体、改朝换代，案例已经多不胜数。

无论如何，一旦脱离“有归属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论国家是专制或民主，都可能因为小小的内部裂痕，而逐渐走向内部秩序的部落化，叙利亚内战是典型案例，欧美近来的极右崛起、文化战争当然也是一个剖面：执政的进步派精英既无法挽救经济的失落危机，也没能弥合围绕身分政治的内部分歧，导致越来越多选民流向了“极右派强人”。

其实即便是阿萨德已经跨台的当前叙利亚，也依旧深陷治理失能、统合未成的泥淖，总统沙拉签署宪法宣言当天，以色列甚至还空袭了大马士革。这种内有割据、外有强敌的状态，不论政体最终走向专制或民主，凝聚认同都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当然，把“阿拉伯之春”视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种粗暴的失真简化，因为即便忽略欧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势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众，更有希望攫取权力的其他参与者，例如叙利亚的非阿拉维派武装与库尔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派系、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敌对部落。换句话说，“阿拉伯之春”的本质还是改朝换代，而无关傲慢传教视野下的启蒙与进化。

回顾叙利亚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独立前就已种下，再加上内战后的大国介入，短期内似乎也难寻解方。此前不少声音认为，推倒阿萨德这个独裁政权，叙利亚未来就能走向民主、迎来自由的喜悦与繁荣，其实从当前局势来看，这恐怕还是过度乐观的想像。毕竟从独立以来，叙利亚的深刻命题就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各方对于这块彼此共生的家园，始终缺乏了共同的国家愿景，也没有统一的身分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