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走了依旧流血分裂:叙利亚的问题不是民主或独裁
受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夹击,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在2024年12月闪电垮台,叙利亚也因此在“阿拉伯之春”13年后意外变天。但从当前发展来看,这不是多年动乱的终点,反而是新一轮权力游戏的起点。
首先是政权垮台后的以色列入侵,这场军事行动从去年12月持续至今。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在2025年2月23日公开表示,将彻底“去军事化”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Quneitra)、德拉(Daraa)和苏维达(Suweyda)三省,并要求临时政府军从大马士革(Damascus)南部撤离;以色列防长卡茨(Israel Katz)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扎在叙利亚南部,以保卫我们的社区并挫败任何威胁”。
接着是控制叙利亚东北、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内战爆发后,SDF逐渐成长为叙利亚的“国中之国”,控制了东北的丰沛油气田、边境口岸与机场。虽说在美国与欧盟调解下,临时政府已在3月10日与SDF签署协议,后者同意在年底前将自身民事、军事机构并入国家治理框架内,但协议本身并未详细规范SDF的军事行动、也未言明如何整并,尤其是叙利亚国防部与SDF的互动究竟如何进行,未来恐怕还要观察。
再来就是西部沿海的血腥冲突,大体呈现出针对阿拉维派(Alawite)的教派仇杀,以及由阿拉维派构成的亲阿萨德武装与临时政府军的驳火。自叙利亚变天起,失势的阿拉维派便受到各方排挤乃至报复,拉塔基亚(Latakia)和塔尔图斯(Tartus)的亲阿萨德势力也不愿接受整编,大小摩擦不断积累,终于在3月引爆大规模冲突:亲阿萨德武装以阿拉维派被屠杀为由,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引来临时政府军的强力镇压,最终有超过千人丧生,部分阿拉维派民众为此逃入黎巴嫩。3月12日,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结束沿海安全行动”,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也在13日签署“宪法宣言”、确认5年过渡期,骚乱似乎暂时止息,但被撕开的宗派伤口已经鲜血淋漓。
前述三起事件,分别从不同方向揭开“后阿萨德时代”的关键问题:叙利亚的“国家建构”远未完成,因此即便推倒强人,内部伤痕还是持续渗血。这也同时暴露被“民主化”叙事垄断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没有从根本解决叙利亚的陈年弊病,而是让问题以不同形式继续炸裂。
火种从独立前就已埋下
从历史发展来看,叙利亚的“国家建构”失败,并非内战爆发导致,甚至正好相反:叙利亚内战之所以爆发,就是国家建构失败的直接结果。而这一切还要追溯至叙利亚独立本身,以及阿萨德父子的功败垂成。
在1516年到1918年间,叙利亚大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份,居民以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为主体,并有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希腊东正教徒、马龙派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在此混居。期间,三大事件影响了叙利亚境内族群的分布与互动,并为独立后的复杂局面埋下火种。
首先是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动荡。在西方列强策动、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下,怀柔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开始铁腕镇压少数民族武装,也连带不放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恶名昭彰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亚述大屠杀就是这一情境的悲剧产物,大量亚美尼亚人、亚述人也为此逃入叙利亚。
而作为屠杀帮凶的库尔德人,则在奥斯曼解体后与土耳其当局爆发冲突,于是也从土耳其东南逃入叙利亚东北,进而与聚居当地的亚述人等产生摩擦。最终势弱的亚述人大量出逃,叙利亚东北于是成为库尔德人的聚居地。
第二是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与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在1916年秘密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商定战后支解奥斯曼帝国、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叙利亚也因此在1920年成为法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托管地。
这段期间,法国采用了殖民者惯用的“分而治之”策略,大幅提升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与待遇,包括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来与作为人口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抗衡。例如大量库尔德人之所以会在1920年后涌入叙利亚东北,除了土叙两国地理相邻外,也是因为法国的有意招揽,包括承诺授予库尔德人在叙公民身分。
第三,英国出于干扰法国殖民的政治需求,也在叙利亚大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援当地反法武装,例如1945年5月的黎凡特危机(Levant Crisis),就是英法两国在叙利亚的直接对垒。当时法军残酷镇压叙利亚内部的反殖示威,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于是派遣英军从外约旦进入叙利亚,并下令可在必要时向法军开火。
最后法军被团团包围在大马士革军营内,英国也持续进行国际施压,力不如人的法国虽然谴责英国武装示威者,却也只能下令停火、同意结束占领,并在同年7月撤退到黎巴嫩,叙利亚也在10月加入联合国,但英军占领仍在继续。接着英法之间又是一阵利益谈判与交换,两国最后在1945年12月达成协议,以法国从黎巴嫩撤军换取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终于在1946年4月完全独立。
以上三个事件导致,独立时的叙利亚看似是民族国家,实则是多族群的集合体,且各族关系相当紧张: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都是少数,却在法国统治下受到重用;逊尼派阿拉伯人作为背靠英国的主体族群,则因此对前者心怀不满。简单来说,叙利亚呈现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有惯性:国家疆域由殖民者划定、国内族际关系由殖民者一手塑造,各大族群互有民族主义,却缺乏国家层级的统一认同。
而这种裂痕经历多次政权流转,始终没能弥合。1946年至1956年间,叙利亚历经20个内阁、4部宪法,军人政变逐渐取代文人政权,同时又受以阿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影响,浸润在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狂潮中,并一度在1958年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叙利亚的政治主流、掌权的则是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但可想而知,只将叙利亚定位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国家”,必然削弱少数族群的归属感,因此1953年叙利亚南部就爆发了“德鲁兹起义”,最后被叙利亚政府军强力镇压。
1963年复兴党人夺权成功后,叙利亚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期间担任防长、出身阿拉维派的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通称老阿萨德)又在1970年发动政变,并从1971年起担任总统直到2000年,阿拉维派也因此跃升统治阶级,得以控制叙利亚的军队、情报、官僚和安全机构,这又导致其他族群不满。
同时在1970年代,叙利亚受到泛伊斯兰主义影响,面临激进伊斯兰的政治挑战,为首的主流势力就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目标是推翻世俗的复兴党政权、瓦解阿萨德的一人专政。各种流血事件最后导致叙利亚政府军的强力镇压,代表事件就是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Hama Massacre):政府军围城27天,哈马的三分之二被夷为平地,上万逊尼派平民被杀,幸存者也大多经历酷刑与性暴力。这场悲剧虽起于激进伊斯兰骚乱,却也受到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漫长仇怨驱动,最后又反向加深了双方血仇,并且成为逊尼派武装日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重要动机。
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又称小阿萨德)接班后,激进伊斯兰势力虽已不构成威胁,却又轮到库尔德问题发酵。2004年3月,在卡米甚利(Qamishli)的一场足球赛中,一支当地库尔德球队与一支来自代尔祖尔(Deir ez-Zor)的阿拉伯球队爆发激烈冲突,双方球迷也手持武器展开街头混战,平乱的安全部队在混乱中开枪打死6名库尔德人,足球暴力由此上升为族群冲突:愤怒的库尔德人烧毁政府机关、推倒哈菲兹·阿萨德雕像,最后有超过2,000人被政府军逮捕、超过30人被杀,数千名叙利亚库尔德人为此出逃到伊拉克,事件又称卡米甚利大屠杀(Qamishli Massacre)。
基本上前述几场冲突,不论是德鲁兹起义、哈马大屠杀或卡米甚利大屠杀,都展演了叙利亚深可见骨的三重族群裂痕:德鲁兹人与阿拉伯人、阿拉维派与逊尼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即便在不同主政者的强力压制下,火种都没有立即燎原,却还是在多年后以毁灭性的内战炸裂。
走过而没有走出内战
观察内战前的叙利亚社会,在种族组成上,约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约50万巴勒斯坦人与多达130万的伊拉克难民,库尔德人约占9%,其他则是数量较少的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土库曼斯坦人;在宗派组成上,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74%的叙利亚人口为逊尼派穆斯林,阿拉维派约占12%,德鲁兹派占3%,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教派,基督徒则占10%。
基本上如果单就种族组成来看,只要阿拉伯人团结,就能形成压倒性多数,维持政权稳定,而这似乎也是过去阿萨德政权的着力点。观察父子两人统治叙利亚的叙事工程,除了随处可见的个人崇拜,基本就是复兴党的基础意识形态:呼吁阿拉伯人团结的泛阿拉伯主义,再结合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
平心而论,这种叙事工程也算符合叙利亚的族群组成:用泛阿拉伯主义凝聚叙利亚阿拉伯人,用其他主义团结少数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视角上,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维派以少数身分垄断重要机构与安全部门、哈马大屠杀的伤痕长年横亘,都让双方的和解进程迟滞不前。
此外,阿萨德政权对少数族群的高压统治,也掏空了叙事的团结能量。例如哈菲兹·阿萨德在1973年启动了“阿拉伯带”(الحزام العربي)计划:沿着叙土边界设立宽10至15公里、长度超过375公里的狭长地带,强制迁出当地14万名库尔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该地的库尔德地名,也被与传统和历史无关的阿拉伯名称强硬取代。虽说“阿拉伯带”计划在1976年结束,遭驱逐的库尔德人却不被允许返回故土,这当然也为日后冲突埋下火种。
因此可以这么说,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无疑是中东强国,经济繁荣、军容壮盛,男女识字率都超过70%,在中东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国家建构的失败一直被现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国家发展的一片荣景下,不满阿萨德与阿拉维派的各方长期噤声,他们并非无心反扑,而是在等一个时机,最后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内战爆发。
从结果来看,内战不只震碎阿萨德政权垄断的上层结构,放出压抑许久的族群冲突能量,也因为大国竞相参与叙利亚的族群冲突,而让分裂状态变得更加复杂: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以伊朗、俄罗斯为靠山;东北的库尔德武装成了美国代理人;西南的德鲁兹人则与以色列眉来眼去。基本上,这个结构既贯穿内战本身,又持续到了今日,导致叙利亚看上去已经走过内战,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走出内战。
首先是从云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维派。在伊朗与俄罗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苟延残喘多年,却还是毁于两国的各自分身乏术:伊朗“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被这轮以巴冲突重创、俄罗斯则深陷乌克兰战场。而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也意味阿拉维派苦难岁月的到来,逊尼派摩拳擦掌要为哈马大屠杀复仇,过去受到阿萨德政权压迫的各方,也都把气出在阿拉维派身上,两股脉络共同交织,导致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宗派仇杀,以及3月以来的“沿海安全行动”。各种场景情节似曾相识,宛如阿拉维派版的“哈马大屠杀”,只是死伤规模小于当年。
而一连串冲突也暴露两个政治现实。第一,叙利亚临时政府目前所能进行的国家建构也相当有限,沙拉本人或许没有授意部下屠杀阿拉维派,却也明显控制不了基层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国介入的底色并未完全淡去,亲阿萨德武装在过程中还是与黎巴嫩真主党有所联系,伊朗也公开批评叙利亚临时政府的屠杀,德黑兰显然想要恢复在叙利亚的补给线与地理通道,维系“抵抗轴心”的地缘能量,而阿拉维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时至今日,临时政府虽然宣布骚乱结束,亲阿萨德武装却仍在叙利亚西部活动,没有解除武装、更没有谈判整合的迹象。当然,这些武装看起来没有颠覆政权的能量,但临时政府军似乎也没有彻底清剿的能力。
再来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库尔德武装SDF。基本上内战爆发以来,东北的库尔德人武装割据,就是美国介入的直接结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断库尔德人联系”这个入侵叙北的现实借口。而美国的考量其实与伊朗类似:要培养自己的代理势力,尤其是在准备撤出中东、转向印太的战略背景下;而库尔德人苦阿萨德政权已久,如今能争取形同独立的自治地位,当然也乐于接受美国的橄榄枝。
这种离心倾向一直延续到了叙利亚变天。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后,SDF虽在美国调解下与亲土耳其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也未公开反抗临时政府军,其基层士兵却还是不断与双方爆发小规模冲突,SDF更明显不愿成为“叙利亚人”,所以并未参加最初整合反对派武装的协议谈判。现在之所以愿与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当然还是出于美国的强烈要求,只是协议本身只有方向没有细节,最终到底能让库尔德武装与中央整合到什么程度,恐怕就像临时政府对阿拉维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结果说话的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库尔德武装经历多年内战淬炼,提升的不只有战斗能力、还有自治倾向,如果临时政府没有祭出更强力施压,光凭一纸协议、美国协调,就要库尔德人解除武装、重返阿萨德时代状态,恐怕不太容易。
接着是立场暧昧的叙利亚南部德鲁兹人。从地理分布来看,德鲁兹人与库尔德人处境类似,都是散居中东四国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叙利亚,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因此早在内战爆发时,叙利亚德鲁兹人就选择接受“以色列德鲁兹兄弟”的军援,提高自己与逊尼派武装的对峙底气,部分德鲁兹高层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护。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当明显:只要帮助相对亲以的德鲁兹人建国或实质自治,就能在叙以之间形成缓冲带,有助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
当然,从后续发展来看,内战并没有让以色列实现目标,但阿萨德的垮台显然又让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乱直接发动了入侵,既要对叙利亚南部三省“去军事化”,也尝试再与德鲁兹人创建关系。而德鲁兹人的公开立场当然是谴责以色列占领,实际互动却又不是如此:德鲁兹人收下了以军送来的人道援助,且还同意100位德鲁兹高层在以色列安排下参访戈兰高地。接下来,以色列还将开放叙利亚德鲁兹人的工作许可,后者同样没有拒绝。
显然,德鲁兹人正在成为以色列的名目与扶持对象:如果成功让叙以边境的德鲁兹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鲁兹人与叙利亚临时政府军爆发冲突,以色列就更有借口驻军叙利亚南部,因为要“保护我们的德鲁兹兄弟”,事实上这已逐渐成为以色列现在的宣传风向。
整体来说,不论是阿拉维派、库尔德人或德鲁兹人,面对临时政府的统合支配,都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维派的亲阿萨德武装拒不妥协,并且寻求伊朗支援;库尔德人虽然同意签署协议,却还想维持自治空间;德鲁兹人虽然没有严厉拒绝临时政府,却也同样没有抗拒以色列。
而这种支配与抗拒的拉扯,显然不是政体的改换可以解决。因为政治实体与国家社会要能建立秩序,关键还是被治理者要对所属群体产生认同,进而服从治理者的支配。当然凝聚认同的方式软硬皆有,但核心原则还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个国家的内部团结,方法同样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利诱拉拢,历史上的帝国解体、改朝换代,案例已经多不胜数。
无论如何,一旦脱离“有归属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论国家是专制或民主,都可能因为小小的内部裂痕,而逐渐走向内部秩序的部落化,叙利亚内战是典型案例,欧美近来的极右崛起、文化战争当然也是一个剖面:执政的进步派精英既无法挽救经济的失落危机,也没能弥合围绕身分政治的内部分歧,导致越来越多选民流向了“极右派强人”。
其实即便是阿萨德已经跨台的当前叙利亚,也依旧深陷治理失能、统合未成的泥淖,总统沙拉签署宪法宣言当天,以色列甚至还空袭了大马士革。这种内有割据、外有强敌的状态,不论政体最终走向专制或民主,凝聚认同都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当然,把“阿拉伯之春”视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种粗暴的失真简化,因为即便忽略欧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势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众,更有希望攫取权力的其他参与者,例如叙利亚的非阿拉维派武装与库尔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派系、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敌对部落。换句话说,“阿拉伯之春”的本质还是改朝换代,而无关傲慢传教视野下的启蒙与进化。
回顾叙利亚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独立前就已种下,再加上内战后的大国介入,短期内似乎也难寻解方。此前不少声音认为,推倒阿萨德这个独裁政权,叙利亚未来就能走向民主、迎来自由的喜悦与繁荣,其实从当前局势来看,这恐怕还是过度乐观的想像。毕竟从独立以来,叙利亚的深刻命题就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各方对于这块彼此共生的家园,始终缺乏了共同的国家愿景,也没有统一的身分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