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正义论”之下　民主国家的终极问题

本文首刊于《多维CN》第66期（2021年2月4日），兹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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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宫的那一刻，更多的焦点，只怕还是在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毕竟就在十多天前，一群特朗普支持者冲进国会大楼，将近年美国的抗议“拔高”到了一个新历史纪录。好不容易把特朗普换下去的美国社会也明白，裂痕犹在，四年之后，很可能会有另一位特朗普掀起新热潮。

回过头来看香港和台湾，当美国国会大厦被闯入，许多人都大感震惊。香港和台湾还是世界各地少数有不少普罗市民都希望特朗普能连任的地方。甚至在拜登选举人票数反超特朗普的前夕，都还有意见领袖在Facebook上带头为特朗普加，甚至传播其对选举舞弊的不实指控。

对特朗普警惕心极重的一派人在拜登当选之后就不断警吿，直到拜登上台的那一日，美国有很大可能陷入极端冲突，这个警吿在美国时间1月6日成真了。这是政变、这是暴乱、这些人是暴徒，当《纽约时报》等媒体群体而攻之时，港台社交媒体的民意上呈现出较分裂的态度。

“正义”由谁来定义？

在解析这次港台民意对美国国会之乱的态度时，要先把时间拉回过去。1970年代后，港台不仅从资本主义、开放市场中经济崛起，在意识形态上欧美那条先经济崛起，而后民主化、融入（由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更被视为是一条正确的道路。1990年代，一批批港台知识分子发声，崇尚美国在种族平等及女性权益上的推进，认为必须去除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守糟粕，吸收西方进步思想。

数十年后，美国选出了一位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的总统，而台湾、香港也掀起了对这位总统的吹捧潮，年轻人听不进去那些老知识分子的担忧呼吁，甚至反过头痛批上一代知识分子太“左胶”（不现实的左翼人士）。新一代认为那些平等、自由与价值坚守已无法对抗今日的专制中国，需要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强人抗之。

2020年5月底，一名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粗暴对待致死，重燃了全美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简称BLM）运动。这场运动被视为特朗普的失分项、是民主党支持者集体对特朗普政府的一次怒喊。而那时的港台舆论，痛骂“左胶”、“拜登亲中团队操作”之类的舆论，不在少数。

港台舆论，与西方完全背道而驰，这局面若放在数十年前的港台社会，是很难想像的。

而后，受够了特朗普的美国人高票选出拜登，美国的西方盟友松了一口气，也让自诩抗中第一线的港台青年大喊“大选舞弊”。再然后，抗议民众冲入美国国会，特朗普支持者坐在国会大楼里的办公桌前，照片尽洗国际媒体版面。伊万卡（Ivanka Trump）一度说这些人是爱国者，特朗普本人当然也有些不甘愿地呼吁要抗议者回家——然而他仍说这是场作弊的选举，并不公平。

从这一系列脉络看下来，才能看见为何此次“暴乱”一些台湾媒体躲躲闪闪，以及为何台湾、香港与欧美国家，近年都不约而同走上“造反有理”这条路。

美国抗议者冲入国会大厦，在国会大楼里拍照打卡、与国会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这些画面很自然地让有“前车之鉴”的香港与台湾产生直接的比较感。香港舆论因为自认面对的是共产党，当然是对抗威权，因此没有这么直观的比较感，在此先忽略不提。

在台湾，比较感更严重，认为自己过去饱受“太阳花之苦”的国民党或是大吐苦水、或是嘲讽蔡英文政府的“双标”。马英九称此次美国一致反对冲入国会这种暴乱行为，然而在太阳花之时，民进党不仅支持，还在执政后对闯入立法院的违法者撤吿；而民进党人或是静默不说话，或是跳出来说过去太阳花运动和此次美国“历史脉络不同”。至于蔡英文本人，则是在社交媒体上表态“我们相信，美国民主的强健与韧性将持续是世界的希望灯塔”，以文青风轻轻带过。

太阳花与特朗普支持者冲国会，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拿来类比，参与的人物、所针对的事情、暴力程度及所造成的伤亡完全不同。也就是一些人（如林飞帆）所说的，其一台湾一般人不能拥枪，参与者“冲”的方式与美国完全不同，太阳花是和平占领，美国是暴徒强攻；其二是两者针对的人和动机完全不同。但林飞帆们没说的是，其实也有一些相同之处。

都是民主选举的地方，同样是对于法治的冲击，民众意图以这样的形式来打断国会的程序。这些民众认为自己“造反有理”，因为现有的法治程序出现不公平，比如大选舞弊，或是快速通过“亲中法案”。

于是，台湾舆论对于此次美国抗议呈现非常分裂的情况。少部分固执特朗普支持者认为造反有理；一部分蓝营认为，就算那时国民党政绩不佳，都不该破坏法治；而一部分台派则努力解释，甚至有亲绿媒体把美国抗议版面缩小，因为就算再怎么强调时空背景不一样，“在什么情况能打破法治”、“造反有理，谁来认定”这些问题还是回答不了，只能一再强调自己出于正确的动机，与华府的那些暴徒不同。

这种“我说了算”的动机论，本身就很尴尬矛盾，只是不断自我合理化。若今天立场对换，国民党同样以“正义”的理由冲进立法院，又有没有道理？而美国朝野至少坚守住了最基本的法治，同声谴责宪政体制不可打破。但台湾政党又可有奉行最基本的《中华民国宪法》？

今日的台湾，打碎了非常多概念——比如法治、比如独裁。同样是《中华民国宪法》，政客对于自己不喜欢的部分忽略不提，只用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而近年屡次批评为独裁的蔡政府说“民主体制不会出现独裁”，这与过去批评“马政府独裁”的言词完全矛盾。

当民主被宗教化

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打破这些概念，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立场，导致社会长久无法建立一个团结的、完整的概念。港台社会认为自己乃正义之师、与那些暴动的特朗普支持者不同，但他们其实与那些特朗普支持者一样，以民主为名出师。民主，已然宗教化。

特朗普支持者以民主为信念，认为拜登作弊窃取了大选结果、破坏民主，理念何其正义；港台同样以守护民主为旗帜。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台湾的民主化、冷战结束到今日，数十年来民主不只是政治体制，已经“基因突变”为几种形式。

其一，“民主正确化”，民主自由是绝对正确的、不容质疑的，且民主自由之定义必然是西方民主选举下的体制。于是，当民主体制的国家出现财阀独大，甚至凌驾政府，基层劳工的处境难以改变，当人民意识到许多问题政府难以解决时，政客只要用一句话便可堵住反对者的嘴，民众之间更会以此党同伐异——民主体制需要改革？

其二，“民主工具化”。理想的民主应是人民选出领导者、在野党监督政府、执政者听取不同意见。然而当前台湾政客完全将民主工具化。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来决定人民抗争有无违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决定新闻台能否续牌，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面对任何内政外交的问题。

当面对外交挫败或经济协议无法洽签等任何现实问题，就能非常便利地转移焦点——世界有两大阵营，民主与独裁，而自己正站在民主阵营的一方，“民主不能屈服于专制的打压”。面对内部不同意见时能以“专制国家意图渗透，我们在守护民主自由”轻松带过；逾越宪政体制时更简单了，“这是为了守护民主的防卫式民主”。

其三，“民主宗教化”。自从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菁英才惊觉有多少底层人民对现实不满，甚至绝望到相信特朗普这样的人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于是许多西方自由派媒体开始探讨民主体制失灵之问题。但在台湾，媒体不论蓝绿，对这类问题碰都不敢碰。因为“民主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民主不容置疑”，而今日的诸多问题“都是专制敌国惹的祸”。

民主宗教化，其后果便是社会难以讨论现实的严肃问题，因为会很轻易地被套上“支持专制阵营/不站在民主台湾阵营”之帽子，成为政客们最方便的争权手段。而对于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老百姓而言，在以民主为由的“造反有理”之下，藏着更多东西——日子苦、对不同政治理念的党同伐异、想破坏一切的不满...

轻信政客口号　遗忘现实问题

近年全世界已经出现太多“正义之师”。2014年的太阳花是，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是，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是，2020年的美国国会暴动也是。这些正义之师，有些从一开始就失控，而发展到最后，大多不约而同地走向暴力。

201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文章《民主制度过时了吗》，2016年时作为民主国家老大的美国选出一位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空洞标语为口号的总统；两年后，法国黄背心运动参与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说：“我们受够了政治人物的承诺。”甚至有抗议者以“法国属于我们”这种排外口号为标语。西方学界不断分析，为何过去喊着包容多元的社会，近年纷纷出现了反菁英、反多元的现象。但对于人民而言，问题是那么明显：民主应该是人民做主，但人民这才惊觉，自己已经被遗弃。

民主体制、资本主义，这些都是过去人们的信念，特别是欧美的崛起，让亚洲四小龙都相信这是无可置疑的信仰。当这个“信仰”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客们将失误推给内部或外部敌人。于是，对于现况不满的民众，过去几年不断将特定政客或政党打造成救世主，将另一方妖魔化，社会越来越分裂和敌对。以民主为信仰，做的事情却完全与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当台湾甚至香港在隔海观望美国，在为了“不亲美，难道亲中亲共吗”这种无谓口水战争执时，更该明白问题根源从来不是特朗普或是中国，而是政客们碰都不想碰的现实问题。上一代人在民主化进程中获得经济收益，但民主化之后资本家贪婪、政客们想着如何从中获益，整个体系下基层民众成为最被牺牲的一群人。

企业越来越壮大，而年轻一代领到的薪资，甚至不如父母辈。这是藏在各种抗议之下腐朽的根。

全世界依靠社群媒体所串起的那些抗议，谁有资格、谁造反有理、谁是暴民，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法治需要被坚守，“暴动正义论”不能被推崇，多数人民也无意推翻民主体制，但是若人民的生活连着十多年甚至数十年都无法改变，若大众看见的只是一个一个空洞的口号和不断轮替的政府。那么在未来的某一日，一波又一波的“正义之师”会失控到什么程度，将是所有民主国家或社会的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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