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性侵罕见官司遇阻　菲律宾的教内“缄默”何时了？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项针对菲律宾神父性侵女童的检控在最近被无限延期。案件涉及的受害者是一位四岁的女童，她的父母于去年2月向警方报告了案件。

但家境并不优越的他们此时陷入困境——想要通过法律伸张正义，却连私人律师都请不起，更不用提对手是有钱有势的天主教会。在众叛亲离的时刻，恰好赶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来他们所在的城市举办竞选活动，这成了这两位绝望的父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叫我们不用担心，他会帮助我们。”女孩的父亲说，“如果没有去找杜特尔特，我们可能已经放弃了。”

不久后，涉事的神父被正式检控。与近二十年来常有天主教会神父因性侵儿童被曝光甚至判刑的西方国家不同，该案成为过去数十年来菲律宾罕见的被检控的案件之一。在菲律宾，隐晦的文化、缺位的法律制度依然在默许甚至保护犯下性侵罪行的神职人员。

隐晦的文化

当时，这位母亲在发现自己四岁的女儿下体有异常后，没来得及问清楚女儿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震惊、心痛的流下眼泪。她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获悉事情经过后，她因为太害怕没能马上告诉自己的丈夫。

这种无形的恐惧和压力在菲律宾的其他性侵受害者身上也不难发现。据美联社报道，同年11月，另一宗涉及名为Pius Hendricks的神父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浮出水面。已经23岁的受害者在事发11年后向警察报案。他对记者说，报案是出于对弟弟也成为受害者的担忧。在持续受到侵犯的三年间及其后，他本人一直对村里的人保持了沉默。

事件曝光后，村民纷纷为Pius神父哀悼。当中就有37岁的Edrich Sacare，他坚称“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Pius神父。”

报道提到，虽然当地很多居民一直都认为他有恋童癖，但从来没有人公开指证。

而在加的斯市，那位四岁女孩的家，同样的情形也在上演。一名叫Susan 的教堂志愿者指责女孩的家人，说他们只是想“羞辱神父，让他难堪并把他赶出这里”。母亲在事发之后带女儿去当地的医院取证时，护士以为对方不识字，在电脑上输入了与医生相反的结论——“无撕裂伤”。在母亲的质问之下，护士才如实把医生的报告在电脑上转录下来。

现在，女孩的父母不敢再带女儿外出玩耍。平时会收到的生日派对邀请也都不再出现。

这位四岁的女孩是不幸的，但与也许数量多的无法估计的未成年受害者中，她又是幸运的。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14岁的Imelda身上时，等待着她的却是父母的暴打，理由是她向警方报了案。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事后教会方面的人给了她一笔费用，要求她放弃指控。

教会的影响力

各地居民在事发后维护神父并不是毫无缘由的。据美联社报道，Pius神父在当地任神职期间，曾为社区重建教堂、向当地官员施压以为村子铺路，甚至为有经济困难的孩子交学费、供他们上学。对相对贫困的地区而言，神父的存在更是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一大刺激。

而另一方面，菲律宾政府也常常因教会的影响力而感到畏缩，以致无法过多干涉。

内部解决

虽然去年的两宗性侵儿童事件引起了关注，但类似的事件在菲律宾得到曝光的屈指可数，大多数则根本不会受到检控。一位来自马尼拉南部教区、名为Buenaventura Famadico的主教更是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菲律宾，从来没有神父因为性侵儿童而被判刑。造成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类事件只会交由教会内部处理，教会及神职人员没有法律义务向执法部门报告。

一份菲律宾司法部儿童保护委员会2013年颁布的份法律文件显示，在涉及儿童性侵犯的事件中，只有医院、诊所或其他医疗机构主管及参与的医师和护士有向警方报告的法律义务，教会和神职人员则不在规定人员范围内。

神父Achacoso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所有的调查都应该由教会内部处理。他给出的理据是：“除非一个人的罪名得到证实，否则他都是无辜的。正因如此教会在处理这类事件时非常谨慎，既是为了保护这个人的尊严和名誉，也是为了保护受害者。”

事实上，教会内部的相关指引也以“谨慎”之名给予主教“灵活”处理问题的权利。例如主教有权将教会的初步调查推迟至“适当的时候进行”。

另外，即便事件被报告警方，菲律宾的刑法也只是要求相关主教尽力配合（diligently cooperate）警方调查某一涉案的神职人员，却没有说明主教应当履行哪些具体的义务来配合调查。

无论是四岁女童的性侵案，还是Pius神父一案，两宗案件得以在去年曝光并进入司法程序都源于外部人士的介入。前者因女孩的父母主动求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支持，后者则由于神父的美国国籍，导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直接干涉。表面上看，至少个别性侵案件在菲律宾开始得到法律制裁，但在涉及天主教会内神职人员不当行为的隐晦文化和法律制度缺位的大环境之下，解决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问题似乎还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