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难民与移工：被疫情驱赶的失根者

跨界迁徙，自古就是人类的求生途径，无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或是五胡乱华后的衣冠南渡，温饱始终是千里之行的心之所向。然而如今疫情当道，跨国流动成了时下禁忌，对某些客居异域者来说，这彷佛是遇上名为“疫情”的暴风雪，自己也就此被冻结在某种尴尬的失根中。

作为政治足球的希土边境难民

受此氛围影响，本已政治化的难民议题，如今又多了生化危机的标签。

中东长年战乱，从以巴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到“伊斯兰国”（ISIS）崛起，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为求生存而出走，以难民的身分标签，在土耳其、约旦、欧美各地落脚。

然而欧洲近来经济衰退，又逢阿拉伯之春引发叙利亚难民潮，超过百万的人口迁徙不仅冲击各国长年标举的人道话语，也为右翼的崛起铺下肥沃温床。几经辗转后，这块烫手山芋被丢给了土耳其，欧洲以经济援助、开放参与欧盟事务为筹码，希望土国从上游截断难民潮。

结果土耳其在收容360万难民后，终于不堪负荷，并以此为由进军叙北，宣称要将难民遣返故土；没想到俄罗斯也对此地执念甚深，遂用导弹与机枪重挫了土耳其士气。内外相煎下，土国终在今年二月开放边境，允准大批难民涌入欧洲，首当其冲的希腊于是派出军警强力阻挡，最后导致难民在希土边境云集，成为两国互踢的政治足球。

恰好此时，新冠疫情开始在世界蔓延。希腊遂视难民为“土耳其的生化攻击”，不仅派出身着防护衣的海警巡逻，力阻难民船入境，更封锁边境所有难民营，每日仅允许极少数人外出购买必要物资，以免“病毒外泄”。封锁政策直接导致难民无法获取足够的卫生物资，须仰仗无国界医生、国际特赦组织等团体派发。

此外，“维持社交距离”在难民营内形同天方夜谭。以莫里亚（Moria）难民营为例，其位处莱斯沃斯岛（Lesbos），是希腊最大的难民营，自2015年起便收容许多来自叙利亚的逃难者，原本只够接纳2,800人的营地，如今已是20,000多人的栖身之所，区区40呎的空间往往就是一家五六口的住处，1,300人才能共享一个水龙头，全岛也只有5张重症病床。人们每日还得排队领取食物和水，无形中又增加了感染机率。

3月31日，希腊中部的里佐纳（Ritsona）难民营中一次出现2名确诊案例，接着马拉卡萨（Malakasa）、莫里亚难民营纷纷沦陷，由于缺乏医疗物资与人力，故实际疫况规模至今仍在一片五里雾中。德国虽基于人道考量，有计划地将部分难民从岛上迁移至德国，却反而引发新问题。

自难民危机以来，欧洲的身分认同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便不断茁壮。参与者一是强调欧洲正处血统危机，二是恐惧穆斯林即将接管欧洲，这股运动受叙利亚难民涌入催化，成了媒体版面的常客。如今德国伸出援手，在其眼中便是引狼入室，于是这群右翼势力纷纷奔赴莱斯沃斯岛，宣称要“守护欧洲边界”，全然不顾疫情当头，轮番攻击当地的NGO人员、志愿者与难民，导致有些NGO不得不暂停活动。

于许多欧洲的右翼政党而言，疫情的爆发未必全然负面，毕竟其正好能趁此良机，凝聚全欧的反难民士气；对土耳其来说，难民则向来是其与欧洲要价的筹码，面对如今疫情肆虐，自然更难将其接回安置。于是这群战火下的失根者，便注定要在欧亚边界上仓皇奔逃、不得安居。

跨界的移动劳力

而另一群受疫情影响的跨界人群，便是因资本主义全球化而遍布世界的移工。

劳力流动既带有机会成本的色彩，也注定涉及分配不平等。例如欧美与海湾石油国便严重依赖移工，其源头或为东欧、或为亚洲；就连一国之内，也存在区域移工现象，主权向来不意味南北世界之隔。

然而病毒的无孔不入，却导致移工沦为疫情下格外脆弱的一群。首先其缺少自我隔离的居所，在难以保持“社交距离”情况下，移工若非被强制隔离在高感染风险的空间内，就是被迫踏上交通与边境政策皆不同以往的返乡路。

以新加坡为例，其低薪移工约有95万人，占全国57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约有20万人居住在极为狭窄的宿舍内，有时甚至得20人共享一间房、厕所与就餐区，这些场所既无消毒，也没有定期清垃圾，自然会是疫情爆发的高风险地。果不其然，新加坡政府于4月5日宣布将某些拥挤宿舍设为隔离区后，移工们便被迁入，结果很快引发群聚感染。

但新加坡案例听来虽惊悚，至少政府还提供每日三餐与报酬；反观远在中东的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等，已经出现无薪隔离的现象。海湾石油国民生富庶，但对待移工的整体氛围，仍流露着蓄奴的潜意识。早在疫情前，当地便时有虐待情事，如今更明目张胆地将移工们隔离在缺乏自来水与消毒剂的营地内，待遇与难民并无二致。

此外疫情既冻结了移工的人身活动，自然也会重创“流动经济”（mobility economy）。 在病毒肆虐下，百业萧条，许多移工顿失安家收入，像印度和菲律宾等严重依赖汇款的经济体，此刻正因海湾国家宵禁而地动山摇；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许多拉美与非洲家庭中，只因其在美亲戚未能持续汇款回国。

而流动经济的降速，必然导致生产效率低落。意大利长年依赖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的跨国劳动力，才能撑起国内的农场工作。但疫情迫使政府封闭边境后，移工不再涌入，农场作物也无人采摘，粮食危机若隐若现。许多欧洲政府只好开始商议，究竟是要派包机往返东欧接送移工，或是动员失业国民至农场工作，才能避免断粮噩梦成真。

疫情重创了人类的流动性，难民与移工因而被困在祖国与异域的夹缝间，忍受着日渐加剧的苦难。于难民而言，后头的故国是战火，前方的居所是敌意；对移工来说，己身的肉体渴求安全，母国的经济更盼外汇。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瘟疫下，贫困与歧视向这两大群体袭卷，避无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