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当疫情入侵圣地：沙特如何与病毒作战

于沙特而言，近来正是多事之秋，既要应对石油战，也得防堵新冠疫情扩散。截至4月29日，沙特已有20,077例确诊、152例死亡，这在中东乃至世界，都还称得上可控案例，此般结果自是有赖于沙特的超前部署。然而疫情对沙特的真正冲击，却远在人员伤亡之外。

超前部署与大刀阔斧

早在新冠疫情前，沙特已于2012年起定期遭遇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侵袭。此病毒往往是藉骆驼、骆驼产品、感染患者传递，即便传染性不强，却仍导致1,029例感染、452例死亡，致死率高达44%。故沙特一直以来都不乏与冠状病毒搏斗的机会，只是今年换上了新对手。

3月2日，沙特验出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是名自伊朗返国、在巴林转机的沙特公民。然而在此之前，沙特已于2月6日宣布禁止公民和居民前往中国旅游，并停飞中沙直航，更在 2月27日公告暂停穆斯林至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城的副朝（Umrah）。

相比于伊朗挣扎至3月16日才宣布封闭库姆的清真寺，彼时全国已有高达14,991人确诊、853例死亡；沙特倒是相当果断，在零确诊阶段便自我限缩宗教活动。两者反应之所以如此不同，与彼此的统治正当性有关，即取决于“封闭圣地”是否牵涉政权存亡。

对伊朗而言，其社会阶级分化严重，中产阶级与精英过着世俗化的生活，并不执着于做礼拜与朝圣，但底层人民多以此为人生依归。而近年来伊朗社会愈发不稳，中产与精英厌憎宗教禁令与压抑的政治氛围，底层人民则苦于凋敝经济，政府位处其间，既要遏制反对势力，也得小心讨好群众，自然不敢随意封闭清真寺，以免触怒底层人民。

反观沙特，虽以瓦哈比为主要宗教意识型态，但其更多是作用于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场域；人民虽需遵守性别隔离、不得饮酒等一系列宗教禁令，却未必视开放朝觐为政府的维系之本。在实际生活层面上，沙特因石油而累积了大量财富，导致全国有超过一半民众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部门宂职过活，这或许才是人们对政府最直观的支持来源。故而沙特能较无内部罣碍地封闭两圣城。

此外沙特于3月8日宣布关闭全国教育机构，同时对东部的卡提夫省（Qatif）实施宵禁，彼时全国虽只有11位确诊案例，但卡提夫为沙特什叶派的集中地，与伊朗往来密切，故沙特可谓先下手为强；3月14日，全国餐厅消毒，游乐园和娱乐区也尽数关闭，政府更下令禁止所有社交活动，包括葬礼和婚礼；3月15日，除药房与超市外，所有公共场所一律不得开放营业；3月19日，宗教当局取消在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清真寺的每日祈祷与周五聚礼，此禁令随后扩及全国清真寺；3月20日，沙特封国禁止外人入境，同时暂停所有国内航班、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营业。 截至此日，全国不过344人确诊。

由沙特的反应可看出，一来其相当畏惧疫情失控，二来其不似土耳其、伊朗等，因担忧经济而未敢停工，毕竟石油矿藏得天独厚，沙特可将其转化为经济收益，用失业补助、福利津贴等赢取民心。故3月24日起，其又加码宣布全国宵禁，所有国民不得于晚上7点至凌晨6点间外出。这时全国也不过767例确诊。

逐日增长的筛检能力

除了积极杜绝感染外，沙特的防疫力道也体现在医学表现上。除了透过固有的健保体系提供免费医疗，沙特政府也在4月派出150个医疗团，奔赴各市主动筛查，以发掘潜在感染源。在无数医护人员努力下，沙特已进行超过500,000次筛检，截至今日，在20,077例确诊中，共有超过82%的患者是透过主动筛查验出。

4月26日，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通话商议后，沙特国家统一采购公司（NUPCO）与华大基因（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签署价值2.65亿美元的医疗合同。在此框架下，中方将向沙特提供900万盒病毒试剂，并派遣500名专业技术人员赴沙建立6座病毒检测实验室，同时培训当地医疗人员。此一工程完毕后，沙特的病毒检测能力将可上升至每日60,000次。

无独有偶，除了自中国进口试剂外，沙特也同时从美国、瑞士和韩国输入测试套件和化学试剂，届时沙特的测试量预计将上升至1,45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此外为避免第一线医护人员遭大规模感染，沙特已让机器人医生投入检测工作中，其配有听诊器、耳镜、护目镜与内置摄像头，有助于医护人员自远程判断患者的基本健康状况，减少接触风险。

综观沙特在医疗上的种种举措，应可将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病毒真正冲击的，却是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

对伊斯兰话语权的冲击

如前所述，与其余穆斯林国家相比，沙特的防疫反应可谓相当迅速。埃及著名宗教学院艾兹哈尔大学直到3月下旬，才勉强建议穆斯林无需前往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以免发生群聚感染；但沙特早在零确诊的2月便宣布暂停副朝，接下来是否宣布取消今年正朝（Haji），则尚在研拟中。

由公共卫生的角度观之，沙特此举自对防疫有利，却也需付出经济与政治代价。首先，朝觐每年可为沙特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收益，但倘若世界疫情持续延烧，即便沙特自我防控良好，为避免境外输入，也只能继续封闭圣地，以免前期耕耘功亏一篑。如此一来，便势必得放弃朝觐的经济利益。

此外，沙特封闭圣地之举，也会在无形中削弱其宗教话语权。放眼现下的伊斯兰世界，多极化的潮流正在涌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力行“伊斯兰大团结”的外交政策，透过各式慈善组织、宗教学校、奖学金等计划，向整个伊斯兰世界输出瓦哈比思想；然而这股力道，却在近年遭遇了阻碍。

在海湾地区，卡塔尔是穆斯林兄弟会最大的赞助者，即便为此触怒沙特与埃及，也在所不惜，甚至还在阿拉伯之春后加大赞助力道，并把招揽的双手伸入叙利亚自由军阵营；阿联酋则偏好赞助海外苏菲团体，尤其用心经营非洲大陆上的苏菲派，时常邀请该区知名苏菲学者前来出席会议。

而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也有所著力，其不仅出资修缮苏联时期拆毁的奥斯曼清真寺，也负责组织该区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伊朗则更是积极，这些年来，德黑兰的呼喊传入与印度尼西亚、波斯尼亚等地，以输出软实力、推广波斯文化之名，逐步建立自己在宗教领域的话语权，更支持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武装势力。

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上述挑战未必能颠覆沙特现有影响力，毕竟沙特已成功将反苏菲、反什叶派等宗教理念主流化，并在许多国家播下圣战的种子，此般成功经验实难复制。但沙特地位逐渐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穆斯林诸国虽皆重视朝觐，却也因近年的沙特政经影响力变化，而渐有政治化之举。例如突尼斯、利比亚等地的伊玛目便以“沙特介入也门内战屠杀平民”等缘由，要求国民抵制朝觐。

此次疫情下，沙特带头封闭圣地、超前部署，却少有穆斯林国家仿效，反而多在封闭清真寺与否上陷入胶着。原因一来是因各国皆有自己的苦衷与软肋，二来则是沙特已非穆斯林的唯一领导，自然没有一呼百应的荣景。而一旦缺乏人流支撑朝觐，沙特所谓两圣地监护人地位，便也自然不再尊贵。疫情既揭露芸芸众生的各行其是，也无疑加速了伊斯兰世界的多极化进程。那空无一人的麦加天房，既是沙特的疫情脚注，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