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苏丹的统治危机：埃尔多安会输给疫情吗？

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权力路始于1994年的伊斯坦布尔，当年他以市长之姿，写下政治生涯序章。2003年，49岁的埃尔多安出任土耳其总理，接着一鼓作气连任三届，并于2014年成为土耳其首任民选总统。2016年，土耳其爆发流产政变，埃尔多安趁势收拾尾大不掉的军队，接着又在2017年推动修宪公投，废除总理之位，使土耳其正式转型为总统制，也让自己登上权力顶峰。

在埃尔多安执掌国政的17年内，土耳其经济蓬勃发展，并逐渐摆脱军队干政的阴影，埃尔多安不仅被冠以“现代苏丹”之名，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然而2018年的里拉重贬引爆外债与金融危机，即便埃尔多安向民众信心喊话——“虽说外国投资者有美元，但土耳其人有真主”——却依旧在2019年的地方大选失去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大城，打击不小。

如今的土耳其是新冠肺炎第七大疫区，截至4月26日为止，全国已有107,773人确诊、2,706人死亡，政府因经济考虑而未敢封城，只能透过免费配发口罩、建立方舱医院、加强病毒检测能力来控制疫情。但即使如此，病毒仍会重挫土耳其经济，进而在埃尔多安的统治基础上，留下难以治愈的鞭痕。

一切始于里拉重贬

回顾新冠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经历里拉重贬的劫后余生。这场浩劫的导火线虽是美国制裁，却也有“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作用在其中。

在埃尔多安任内，其主打低利率的经济政策，同时辅以招揽外资、挹注基础建设等措施，使得市场高速运转，同时带动土耳其经济飞速成长。由数据观之，2003年埃尔多安刚上台时，土耳其的GDP尚停留在3,118亿美元；2018年危机爆发时，则已飙升至9,098亿美元，排名世界17。无独有偶，2003年的土耳其人均GDP只有4,718美元，2010年时便已突破10,000美元大关。

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土耳其的经济数据看似耀眼，却暗藏内生危机。首先，经济过热本就容易引发通膨、资产泡沫与经常帐赤字，2016年土耳其的经常帐赤字已有331亿美元，2017年又上升至473亿美元，2018年则已攀升到516亿美元，为世界最大的经常帐赤字之一。

此外，埃尔多安经济学主打的并非只有低利率，还有政治对经济的高强度介入。在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其以“央行不能特立独行、无视总统”为由，屡屡插手金融体系，强迫央行随自己的喜好降息，以配合政策并收买民心，更标举伊斯兰主义话语，称加息为“宗教禁忌”、“叛国行为”。以上种种除会严重干预金融体系外，也令市场长期处于不自然过热状态，这时倘若再出现颗偶然的火种，便容易引发市场不稳因素的连环爆。不巧的是，经济制裁恰好就是这类角色。

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随即导致里拉重贬20%，逼近崩盘。而市场的后续反应也恰如推倒多米诺骨牌般，一发不可收拾：外债危机、债务违约接踵而至，通膨与失业率宛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将土耳其崛起与埃尔多安一同撞下神坛。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经历近两年的货币疲软、高负债、外汇储备减少与高失业率惨况，经济与金融体系本就脆弱不已，却又遭致疫情打击。如今的土耳其是旧伤未愈、新伤又增，即便埃尔多安为保护经济而避免封城，却依旧难挽旅游业产值蒸发、里拉狂跌的事实；而疫后的高失业率与产业空洞，想必也会是场难缠的经济硬仗。

从土耳其之子到后新冠政治

而在新冠疫情前，埃尔多安的执政生涯并非从未遭遇挑战，只是其往往能化险为夷。

为解决军队干政问题，埃尔多安首先拉拢伊斯兰领袖居伦（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好藉其威望来分食军队在民间的影响力，再多次以＂民主改革＂之名，暗中将军队在文官系统内的势力连根拔起，同时架空多名高级将领的实权。2016年，土耳其发生疑似自导自演的流产政变，虽说整起事件真相未明，但埃尔多安仍趁势进行政治清洗，整肃范围遍及学界、媒体界、司法界与军界，导致有十几万名公务员、军人与学者被迫去职，军方辉煌可谓一去不复返。

而当初被用以制衡军队的居伦势力，也早在埃尔多安站稳脚跟后秋扇见捐，不仅一夕沦为反政府组织，也备受土耳其公权力打压，相关人等尽皆入狱。这些年来，埃尔多安收编军队，打压居伦与文官体系，可谓扫平国内所有反对势力，尽管政坛上仍有反对埃尔多安的政治人物，却大多不成气候。若非遇上里拉重贬，或许苏丹宝座还能再稳固些时日。

2019年3月31日，土耳其举行里拉危机后的首次地方大选，果不其然，埃尔多安尝到了惨胜的苦涩。在全国81大省中，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虽仍维持多数统治，但只拿到39省的执政权，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许多；更被共和人民党（CHP）连下三城，夺去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伊兹密尔的执政权。平心而论，土耳其人并非真对CHP有所期待，而是不满埃尔多安的经济表现，故而将选票一股脑地灌给反对党，这才给其崛起机会。

而在新冠疫情下，埃尔多安与CHP的对峙再次升温。以封城措施为例，出身CHP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ğlu）要求中央对伊斯坦布尔封城，但得到的回应是：“政府必须确保产能，且倘若民众能自主居家，便无封城必要”，明显是让对手碰了软钉子。

此外两人甚至连募捐都能互别苗头。伊马姆奥卢于3月底发起“我们会一起成功”的募款活动，呼吁大众救济底层人民；然而埃尔多安也发起了性质类似的“全国团结运动”，并带头捐出7个月的工资，接着宣布“我们会一起成功”为非法募捐活动，进而冻结此账户。然而双方的斗争，民众都看在眼里。

据麦肯咨询集团（MAK Consulting Group）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6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抗疫政策“成功”，有24％的受访者认为“不成功”，显然埃尔多安的策略仍有一定市场；但再细问为何成功、为何失败时，民众的答案也很实际：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于疫战中最成功之处，就是提供免费治疗与配给口罩，但最失败处则是阻止市政当局举办募捐活动。

这场疫情不仅重挫土耳其经济，也加剧埃尔多安大权旁落的焦虑。病毒入侵国界后，权力洗牌的号角也同时响起，于埃尔多安而言，此次风浪或许大过里拉重贬，却也暗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契机。苏丹能否攻克2023年的总统大选？或许疫情就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