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什么导致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决策失误

英国政府首席医学官Chris Whitty4月7日在例行发布会上承认，英国最初的抗议策略存在失误，应早点展开大规模检测。他以德国为例说，德国很早就开展大规模病毒检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努力吸取教训”。早前Whitty因出现感染症状自我隔离，已缺席多日的发布会。英国是第一个公开在发布会上承认决策失误的大国，但并不是第一个被批评决策失误的国家。

选择性忽视的加拿大

加拿大CTV电视网4月7日报道称，一份在3月15日提供给下议院的长达1,000页的政府内部文件被曝光，这份文件包括简报、备注还有往来的邮件等内容，以回应政府关于物资采购令的目的，发给了加拿大卫生部长、交通部长、公共安全部长、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CTV在这份冗长的文件中发现了几点问题：

第一，有人在2月10日就已经提出要准备医疗物资，然而经过两个月漫长的讨论后，政府始终未能保证充足的物资供应；在提供给加拿大卫生部的简报里，有一行关于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征集物资的注释被修改了。

第二，曾有“钻石公主”号上的侨民发邮件提醒当局应该对所有人进行检测，加拿大卫生部长海杜（Patty Hajdu）曾看到过这封邮件，但选择性忽视了。

第三，加拿大援助中国的物资居然是来自国家应急战略储备，而且是快过期的装备，备注里明确指出“这批物资不会影响加拿大自己的医疗物资储备”。

第四，2月中旬就已经提到强制隔离法案，然而直到数个星期后法案才正式开始执行。

第五，根据多份资料显示，加拿大政府起初对SARS-COV-2病毒的了解有巨大失误，起初加拿大卫生部门得到的信息显示，这种病毒只有在“长时间的密切接触”下才易感染，而且卫生官员们得到的建议是，在排查感染者时只需要注意从某些国家来的、并且出现症状的旅行者，因此“无症状传播”一直未被纳入考虑范畴。

第六，是否考虑关闭边境这个问题在最开始就讨论过，但是被否决了，理由是相信各级政府有能力应对。

总而言之，加拿大本可以更早更好应对疫情，存在研判和决策失误。

备受质疑的特朗普

美国疫情爆发后，美国官方指责中国不透明导致美国浪费了防控时机，但美国各界对此并不买账，纷纷将矛头指向美国自身。

美国广播公司（ABC）4月8日引述四位知情人士报道，早在2019年11月下旬，美国情报官员就发出警告称，一场传染病正在中国武汉地区蔓延，将改变生活和商业的模式，并对人们的健康构成威胁。美国军方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NCMI）在2019年11月的一份情报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担忧。该机构在11月和12月期间多次向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五角大楼的联合参谋部（Joint Staff）和白宫汇报情况。报道评论称，这份报告的曝光表明，美国政府本可以更早地采取缓解和遏制疫情的措施，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准备。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FOX）新闻随后引述五角大楼官员报道，称ABC该报道并不属实，不存在该“情报报告”。NCMI主任Shane Day中校也予以否认。

3月31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发布长文梳理了美国政府在今年前3个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举措，将美方的危机应对分为4个阶段，并最终将美国疫情的大面积爆发归咎于美国政府的判断失误和不作为。《纽约时报》3月28日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标题，刊登万字长文分析，结论是美国本来可能可以挡住病毒，但是因为技术失误、法规阻碍和政府领导无方，让新冠病毒几周来在美国长驱直入。

此前2月27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表示，数百名美国人被困在一艘游轮上，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新冠病毒病例的唯一最大来源——这是疾控中心（CDC）的决定。几十家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仍在等待能够诊断新冠病毒的试剂——这是疾控中心的责任。美国疾控中心及其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早期应对新冠疫情失误。

从以上信息不难发现，疫情之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存在决策失误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集体决策失误？是什么导致了都失误？

欧美疫情严峻未必反衬中国优越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在疫情爆发后才刚开始，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如何防治处于摸索状态，高传染性造成了医疗资源紧张、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挑战。依靠传统的经验应对出现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与其说是失误，不如说是人类在同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其次，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势不可挡，美欧仍然持续是全球疫情的震中。西方媒体认为其天职便是持续追问，记者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角色自居。对问责性报道的偏好，决定了美、加、英等国家的媒体报道大量集中于政府失误。

第三，欧美一些国家在面对重大事态时，做出重大决策的时间成本过高。东亚各国在疫情防控上表现较好，是因为东亚国家政治模式皆有一定群体主义色彩，文化特性在面对传染病防控时有一定的优势。美加英等国领袖倘若在事态还未充分爆发时，就调动物资来预防事态，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因此，与其说是三国领袖不敢承担责任，没有勇气和魄力，不如说是没有这样做的基础。从事后问责的角度看，失误是明显存在的，但又有谁能够保证若自己在位不失误？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审视某件事情，都会有独特的观感。正如2月份中国国内对于疫情防控怨言颇多，但是随着3月4月疫情得到迅速管控，国民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之声已愈来愈小。现如今，欧美疫情全面爆发，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也同样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社会目前还没能对疫情进行系统性反思。

善于事后应对的欧美国家已经迅速行动。疫情叩问全球治理，各国到底交出何样答卷，还未可知。任何制度都有其优劣，到最后，欧美疫情并不一定会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反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