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回顾】民粹主义风潮：是右亦是左　谁能代表人民？

2016年脱欧公投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直被视为西方民粹主义风潮的重要标志。放眼当下，当年力推脱欧的约翰逊（Boris Johnson）以首相身份带领保守党夺得32年来的最大国会多数，而困于弹劾争议之中的特朗普，在政治赌盘的分析中，更有接近半数机会胜出来年大选，抛离民主党各大候选人数倍之遥。自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逐渐翻起浪涛的民粹主义，至今何以毫无减退之势？

十年紧缩的结果？

不少政治、经济评论人每谈及民粹，必从11年前的金融海啸谈起。2008年9月15日雷曼破产后，这场由美国次级按揭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引爆的危机，一瞬间席卷全球。其中，欧洲更成为重灾区。先有2008年底首先爆发的冰岛金融危机；到2009年，希腊被揭以会计手段隐藏结构性赤字，加上各类地产投机企业、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债务违约风险过高，引爆出威胁欧元区存亡的欧洲债务危机。当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国也需克灵于其他欧元区国家、欧洲央行，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济。部份经济体至今仍未能恢复元气。

这次金融海啸导致各国经济急速收缩、失业率急升，不少平民百姓的资产大幅贬值，而依赖投资的退休金亦如是。各国政府，一方面要尽量保证金融系统不会全面崩溃，另一方面又要减省政府库房本身的负债，就采取了今天看起来极不公平的措施。各地的中央银行除了减息刺激投资、消费之外，也大幅增加其资产负债表，以“量化宽松”的手段向市场“放水”，配合个别财政政策，挽救不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可是政府却采取紧缩政策，缩减公共开支和福利。

此等政策的长远影响，就是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没有太多投资渠道的平民百姓却面对极低的利率收入；而政府的紧缩政策更让社会的最低层生活愈来愈差。法国经济学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中论述“资本回报率长远高于经济成长率”造成财富集中的说法，可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展现。

当人们不满社会现状，总要寻找问题的根源。这就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企国代表人民，也为人民的不满寻求解答和救助。

无分左右的民粹主义

所谓的“民粹主义”（Populism），按其字源是出自“人”（Populus）与“处理事情的惯例”（-ism）。因此，“民粹主义”的根本在于“谁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启蒙时代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素有“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说法，可算是人民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集体意志。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这种意志的表达通常透过民主投票的形式来呈现。

然而，民粹主义并不追求普遍意志的表达，而是讲究“谁真正代表了人民”、“谁站在人民的对立方”。没有这个对立方的存在，民粹主义就无从谈起。简单来说，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民粹主义要代表的是这个群体中的部份成员，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其他成员若非“人民公敌”，也只能是无关痛痒的“群众”而已。

民粹主义者为团结一部份人而成为“人民”，总爱寻求最简单直接的价值作为核心，并以最明显的对象作为“对立方”。例如，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左，社会上的所有问题归根究底也是“亿万富豪”的错——例如，“亿万富豪”这个字，无论是在美国民主党主流总统候选人之间，还是在英国的工党左翼团体之中，早已跟“邪恶”划上等号。

然而，在意识形态之右，社会上的所有问题也是“外来的”，包括外来移民、全球化之下的外来竞争、外来价值对于传统价值的挑战等。因此，对美国的特朗普而言，一切问题也出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与墨西哥边境的外来移民；对英国的约翰逊而言，欧盟官僚体制、单一市场的人口自由流动才是问题根源。

反建制的对抗性与简单性

在欧洲，2015年爆发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加上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本着人道精神的前提，仓促执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也为欧盟各国的右翼政客提供了其民粹对立方的攻击对象。从意大利的“联盟党”（Lega）、法国的“国民集会”（Rassemblement National，前称“国民阵线”），到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波兰的“法律与公正”（PiS）等右翼势力，也借此契机巩固并扩展了自身的政治版图。

↓↓↓想了解欧洲难民危机，以及其如何助长民粹主义，请观看图辑：

然而，无分左右，民粹主义者也是“反建制”的，只是他们对于建制的定义并不一样而已。在民粹左翼的眼中，建制就是有钱人，而要根治社会问题，就要分享他们的财富，甚至使“亿万富豪”变成不可能。相较之下，在民粹右翼的眼中，建制就是那些支持开放移民政治、价值多元的自由派“假新闻媒体”、学者、智库、非政治组织、传统技术官僚等等；将他们一一驱逐出权力之外，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其“对抗性”与“简单性”。它一方面在国内以“敌人”的存在团结“人民”，另一方面则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过度简易的解答。因此，在民粹主义兴盛的国家中，除了民意几乎全面分裂之外，得掌政权的民粹主义者也无法根治其国内的社会问题。例如，意大利的“联盟党”最近就激起了一波只以“反联盟党”为基础的大型群众组织，而联盟党早前与另一民粹政党“五星运动”（M5S）的联合政府也无法解决意大利经济结构性停滞的问题，最终更解散收场。

各出奇谋的未来十年

面对此等民粹主义的崛起，各地政治人物也各出奇谋应对。在奥地利，传统中间偏右人民党领袖库尔茨（Sebastian Kurz）选择与虎谋皮，将极右自由党（FPO）包揽为盟友，最终政府以解散收场，不过人民党的声势却避过了被极右追赶的厄运。

在法国，“共和前进”党（LREM）总统马克龙高举中间路线，以法兰西带有普世理想主义的爱国精神于2017年冒起，击败当时极右“国民阵线”。不过，马克龙的民调自上任初期近六成高位大跌至三成多，其以法兰西精神反攻左右民粹主义的前景仍是胜负难料。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固然是以民粹式的宣传崛起，可是如今大选过后却高调主张“同一国家”的精神，希望团结全国人民，似乎是想以英格兰模式的爱国主义，重新团结因为脱欧议题分裂的民情。不过，这种策略势将挑起北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独立情绪。

最有趣的例子是在巴西。人称“热带特朗普”的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反同性恋、高举枪权等右翼民粹主义夺得总统之任。可是，他上任之后仍然大搞民粹政治，在实际政策方面，却被其财长古迪斯（Paulo Guedes），联同上下议院的议长们把持（后两者刚好是邻居，而两人住所中间更开通了一条通道，让他们可以不出家门而“密议政事”）。有评论认为，博尔索纳罗凭民粹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抢去不少媒体目光，却正好为推动具争议性改革的政治人物提供了“保护伞”。

以上种种，可见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各国政客也未能真正寻得一条可有效应对的道路，其中最大难题是：如何不搞对抗、不诉诸简单口号、不挑战权威之余，又可重新凝聚民众对自己受到关注的政治感觉，重新建立政治体制的代表性。

未来十年，如何理顺民粹浪潮，将是国际政治新闻挥之不去的一大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