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回顾】欧洲篇（上）：危机成常态 欧盟经历十年低潮
对欧盟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无疑是光辉的。2001年，欧元正式取代西欧各国货币，令欧盟成为历史上最为紧密的国家联盟；而在单一市场效应下，东欧前共产主义诸国迅速实现经济转型，成长率喜人。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正遭遇经济危机洗礼，复苏前景未卜；许多人甚至认为欧盟，而非中国将取代美国世界霸主地位。
但过去十年，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以至于拖沓至今的脱欧进程，不仅拖慢了欧洲发展进程，亦令原本团结的欧洲日益撕裂。随着特朗普上台后，美欧间“蜜月期”亦告终结，围绕俄罗斯、伊核问题，乃至华为争议，双方均态度迥异。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史，均有其高潮低谷；但欧洲若想走出今日困局，决不能只靠“静观其变”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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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发展后果初现
2010年4月，惠誉、穆迪及标准普尔三家评级机构先后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降为“垃圾”级，为欧洲债务危机掀开序幕。由于早前金融危机带来全球银根紧缩，投资者不信任情绪亦扩大至整个欧元区，本已维持高债务水平的“欧猪四国”：意大利、西班牙同葡萄牙亦遭拖累，只得向欧盟申请驰援。
希腊平均工时约为每年2035小时，居全欧之冠，同德国1363小时的“闲适”生活相距甚远。至于退休福利方面，希腊亦规定公务员工作满35年后方可领取平均每月900欧元的长俸，亦不比其他欧洲国家优渥。但危机爆发后，希腊人“懒惰”的偏见却镌刻入其他欧洲人印象中。
之后几年，北欧指责南欧“懒惰懈怠，需要靠北欧纳税人供养”；南欧国家极左或民粹势力崛起后，则将欧元区领袖德国视为箭靶，指控欧元的低币值直接助力德国工业品出口，此时却不愿为副产品买单。与此同时，南北欧国家亦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频频开火：德国希望尽快结束负利率政策，经济仍未爬出低谷的南欧国家坚持低利率以催谷经济热度。
公允而言，最该为欧债危机负责的并非个别国家，而是欧洲央行“仅有货币政策，难理财政政策”的制度矛盾。但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6月发表梅兹堡宣言，宣誓在2021年前建立欧元区共同预算。未料却遭遇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爱沙尼亚等北欧财政纪律良好的国家组成“新汉莎同盟”，以每周一会的频率，誓要挡下相关改革。与之相对，当五星运动入主政府后，意大利亦对同欧盟所签署控制财政赤字协议嗤之以鼻，改以巨额财政预算案代之，欧盟创立时守望互助精神已消失殆尽。
但以另一角度思考，本世纪头十年欧盟透过经济整合，享受“先富带动后富 后富助推先富”的巨大利好，却未留意制度中的隐忧加以防堵，过去十年用来还债只是刚好而已。不过，当经济债转化为政治债乃至更为深远的文化冲突，危机便不易解决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
欧债危机固然撕裂了欧盟，但除了几个深受财政撙节政策影响国家外，对大部分欧盟国民影响不大；尤其是未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经济成长依然强劲，更得以置身事外，而这样的平静也被随之到来的难民潮打破。
根据欧盟《都柏林协定》，难民需在进入欧盟范围内第一国申请庇护，令位于地中海前线的希腊、意大利两国不堪重负。2015年8月31日，默克尔在在年度记者会上说，“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经历过精疲力竭、充满恐惧的感觉。”，强调接纳难民为国家任务。6天后，德国正式打开大门欢迎聚集在东南欧国家的难民入境，怎料这一以“纾解欧洲伙伴压力”为初衷的决定，却令默克尔本人成为国内外众矢之的。
默克尔没有料到，叙利亚战局将久不停歇；她也没有料到自己“开放门户”的决定虽仅适用于已在欧洲滞留的难民，但却令无数身处黎巴嫩、土耳其的叙国人视德国为“希望明灯”，呈潮水般涌向欧洲；她更未料到，难民造成的社会问题令德国民意在几个月内翻转，令其不得不改变政策，停止无限制收容，希望欧盟成员国共同分担。
危机在此刻已覆水难收，南欧国家视默克尔为危机始作俑者；东欧国家基于“文化传统”坚持拒收；即使是法国、丹麦等西北欧国家，表面上不反对难民，私下亦在人员配额上企硬，令欧盟陷入新一轮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