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否定白宫听证豁免权　法院未必能为三权分立把关

“白宫高级人员有绝对听证豁免权的说法，听起来像小说一样。”华盛顿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本周一（11月25日）在其长达120页的判词中严厉驳斥特朗普引用行政特权拒绝配合国会听证传票的做法。虽然此案只牵涉“通俄门”关键证人、前白宫法律顾问麦克加恩（Don McGahn）一人，然而其判决的间接影响既深且远。

根据“通俄门”调查报告，麦克加恩称特朗普曾要求他命令司法部解雇“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米勒（Robert Mueller），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如果国会能获得麦克加恩亲身指证特朗普，甚或提供更为具体的证供，特朗普在预计于圣诞节前完结众议院程序的弹劾案中将罪加一等。

为其他关键证人作供“开绿灯”

不过，相对于热度早消的“通俄门”，这次判决将影响弹劾调查中其他更为关键的证人，例如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现任署理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等，有可能引出直接指证特朗普命令“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换取乌国调查民主党政敌”作“利益交换”的证据，以及白宫大门背后的种种秘闻故事——9月因与特朗普不和被炒的博尔顿上周五（11月22日）就指责白宫扣留其Twitter帐号超过两个月，指白宫此举“可能是恐怕他会说些什么”。

法官杰克逊在其判决中，似乎也明白看出此案“推而广之”的可能影响，主动澄清两个白宫阻止官员作供的论据：首先，受国会传召作证者，不论是现任，还是前任的白宫高层官员，皆须出席；其次，无论有关官员负责国内事务，还是国家安全事务，都无改国会听证传票的效力。

虽然法院此等判决看起来有利国会监察白宫，在美国今天的政治形势下扮演起“三权分立”制度的把关人角色，可是法院的内在局限性极高，如果行政机关坚持不让，国会分党分派的议员们其实也难乞灵于司法机关救济。

司法机关的局限

首先，由于特朗普深好其“强人形象”，加上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推崇行政权力的法律信念，司法部在得知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周一的判决后，连花点时间研究判词也不用，二话不说决定上诉。

由于此项官司牵涉宪制分权的争议，料将打至最高法院为止——最高法院周一同时决定暂时阻止一项联邦上诉法院就国会要求交出特朗普财政纪录的判决，可见最高法院已准备好受理此等牵涉总统权力的宪政案件——因此案件将耗时极久。即使最高法院最后站在国会调查权的一方，判决也将为时过晚，难改当下的政治形势。

其次，法院判决讲求仔细的逻辑推断和概念区分，很多时候在精微的法律细节中留下了给人挖漏洞的空间。例如，在此次判决中，法官杰克逊强调她只就被传召证人须否到国会作证一事作裁定，却未有表明白宫可否以行政特权为由，去阻止国会要求证人答复某些问题。此“空间”若为白宫所用，将引出“证人虽在，却有口难言”的剧情；同类的官司更需重打一遍。

鉴于此等局限，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已决定不再等待法院判决，预计将于感恩节假期后马上将弹劾案调查报告交送至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由后者决定如何提出针对特朗普的具体弹劾条文。

联邦法院的政治“污染”

更严重的是，美国的联邦法院法官尽是政治任命的结果，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当中不必然有司法专业人员提供建议——相较之下，英国的法官任命在2005年后几乎尽数去除政治干预，全由法律界专业人士作出选拔，因此英国最高法院判定首相约翰逊“违法”，在英国也获得大多数人接受。

根据特朗普的Twitter，他上任以来已任命157位联邦法官，当中包括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些任命的背后，大多由保守派法律组织“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统筹。因此，说到底，总统本人的偏好势将影响到最高法院的判决倾向——企图藉司法机关限制总统权力的人旷日持久将官司打至最高法院，可能只会面对本来就同意总统观点的一众法官。

以上种种制度上的局限性所反映出来的，是“三权分立”实有与时并进的需要。启蒙时代的管治体制，远较今天的简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和全球化，行政机关凭其效率优势已愈来愈占有主导权，因此手握不少难受其他部门直接监督的有效权力。启蒙时代的制衡机制，面对这个行政权力的庞然大物，愈发显得不合时宜。这次特朗普弹劾案中的多项权限争议，只是冰山一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