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习近平法国释疑之旅　欧洲心态何以失衡

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之行即将结束，在最后一站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前来巴黎，与习近平会晤。
作为中共建国以来第一个与之建交的西方主要国家，法国与中国长期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不过，随着中国近些年国际地位的上升，巴黎方面对中国的忧虑也随着而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义桅教授在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脱欧之后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会上升，欧洲对中国的忧虑和期待并存。

01：习近平的法国之行颇受外界关注，以马克龙政府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中，对中国的疑问有很多。所以，此次习近平访问法国也被认为是“释疑之旅”，通过加强双方的沟通，打消欧洲的疑虑。

王义桅：从政治体制来看，法国总统的权力很大，甚至可以解散议会，美国政治都做不到这一点。法国的政治体制接近于中央集权，正如法国第十八任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所说，“法国是西方的中国，中国是东方的法国”。中法对自身文化、饮食以及语言多样性的自豪心态很相近。法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它很欣赏中国的文化和体制。

英国脱欧之后，欧洲的局势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即将退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可靠，所以西方要有领袖。中国则看重马克龙，他相对独立，而且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去年马克龙就访问了中国，作为回访，习近平这一次欧洲之行肯定要访问法国。

另外，英国脱欧之后，法国的地位也变得更重要。法国是海洋第二大国，有着庞大的海外领地，非洲就有24个法语区，所以法国也制定了很多标准。

但问题症结也就在此，大多数法国的海外领地经济状况都十分不好，民生凋敝。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去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自由贸易区，法国就认为“一带一路”动了它的乳酪。

吉布提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1844年法国在这里建了军港，但直到现在吉布提还是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人均寿命39岁。中国来了以后，给它搞开发区和自由贸易区，建吉布提到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的铁路——亚吉铁路，让吉布提地位迅速提升。他们的自由贸易区剪彩的时候，还邀请周边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负责人去参加，证明它不仅关乎吉布提，而且牵动周边一系列国家。

中国影响力是客观的事实，关键看这个影响力上升，是不是给百姓带来好处，是否符合联合国帮助吉布提完成“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非盟的计划。”

日本和美国建设军港这么多年，只有中国建设的军港不仅军民两用，而且帮助当地发展。所以，中国的吸引力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因为参与投资的企业中，国企占比较高，所以就有声音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而这种说法的含义似乎是，不要进入中国的陷阱，但可以进入我的陷阱。但中国并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以吉布提为例，中国提供在建设开发区等方面时都提供最优惠贷款。

反驳这种观点，吉布提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真的做得不错，局面的改变显而易见。所以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有了连锁反应。 24个法语区国家中，中国的影响力在吉布提已经体现了，而法国可能还没做好守住下一波的准备。法国之所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就是因为其庞大的海外领地。

中国现在让他们自主发展，提出“三网一化”，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区域航空网和基础设施工业化。这就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命运，相比之下，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似乎有点自惭形秽。所以法国会焦急，但这种担忧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基于殖民体系维护者的立场。

中国愿意和法国一起开发协力厂商非洲法语区市场，但法语区的国家都反对。他们认为老殖民者的名声不好，只会剥削。法国最早提出中法联合开发协力厂商市场，但是没有成就。

因为默克尔即将退位，特朗普靠不住，英国又脱欧，法国就想做领袖。做领袖有两个主要抓手，一是和平论坛，二是关注气候变化。2018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的时候，法国还邀请了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但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上调燃油税导致黄背心运动，法国政府在巨大民意压力还是妥协了。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法国想主导，但是没有中国的参与它很难做到。所以法国也想借助中国的力量，双方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数位领域，法国也想制定规则 。中国进行新一轮改革开放，金融服务业、保险等行业等领域都有机会。伦敦已经不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欧洲清算中心的领头羊，所以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等都在参与竞争。巴黎虽然经济不是很好，但是有政治优势；法兰克福太欧元化以至缺乏独立性；苏黎世不属于欧元区；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卢森堡体量太小。

所以巴黎想参与分一杯羹，中国新的服务业开放、高端金融证券保险等市场对于法国都有很大吸引力。法国想借助中国来制定标准，树立和平和关注气候变化的大旗。中国也想与法国合作，双方其实有很多合作空间。

01：马克龙最近讲了很多话，表示要推进欧洲一体化、复兴欧洲，皆为大规划、大蓝图。可是究竟能否落实？目前并不能让人看清楚？

王义桅：法国就是这样，（国民性格）太浪漫，说一些空的内容很容易，但落实起来往往不行，欧洲的很多计划落实的时候往往是靠德国的一些务实举措。

曾经德国和法国形成过很好的默契，像原来的萨科齐和默克尔时期，默克尔很清楚法国要“脸面”，所以主意都是德国拿，公开去表述的时候都是让法国来说，给人感觉好像是法国在拿主意一样。这样“一阴一阳”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

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德国受国内政局的影响已经拿不了欧盟的主意了，同时法国也不让德国去拿主意了，从原来的默契配合变成了法德竞争。

欧洲国家的党派也是一样，马克龙所属的政党就是典型的“不左不右”，欧洲传统的左中右格局被打破了，要么是一些不左不右的政党，要么就是民粹主义的政党。

现在欧洲困难就困难在这里。首先，欧洲在目前的全球转型中感觉“不灵”了。欧洲此前经历的转型，比如工业革命，那时候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享有规则制定权。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规则制定权逐渐来到美国手上。

到了现在新兴的工业革命4.0时代，“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欧洲原来的制造业太发达，以至于它不那么重视数位化、资讯化和互联网化，甚至搞出了一个资料保护条例。

本来欧洲搞的单一数字市场是一个很重要成就，原来四大流通自由，即商品、劳动力、服务、货币流通自由，如果加上“数位”作为第五大流通自由，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互联网安全之类的顾虑，又搞了一个互联网资料保护条例，实际上对欧洲有不小的伤害，在数字经济层面欧洲比不过中国和美国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和美国毕竟是两个主权国家，中国有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美国是私有化非常发达、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时还有联邦体系。这让中国和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优势，而欧洲在这两方面的优势都缺少。

第二方面，欧洲在制度层面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由欧洲确立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确实很好，中国在中华民国时期也学了那套东西，比如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除了传统的三权，还另外加了监察权和考试权。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制度层面老是不创新，甚至可能连观念上都已经不行了，自由、平等、博爱现在反倒成了最伤害欧洲自身的东西——难民问题来了，博爱、平等、自由的那一套还有实际作用吗？

而且过于自由带来的结果，比如在法国，一半人都不结婚，导致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大幅下降，欧洲的那套价值观念正在成为自身的束缚。

另一个例子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在人工智慧技术上发展的不是那么好？本来德国的人工智慧是很先进的，就是因为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太厉害，什么都要隐私，所以欧洲在电子商务、支付移动上就很难做起来。

这还是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过去是先进的东西，现在成为欧洲在新兴领域里在制度上、观念上的负担。欧洲现在想要制定新的普世价值宣言，要把人工智慧、资料保护和隐私权保护放到新的普世价值宣言里去，但是现在欧洲没有能力去单独制定普世宣言了——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欧洲算是领先的，大家都听你的，现在你还想制定规则，那是开玩笑。

一般来说，美国、中国的创新能力很强，欧洲依仗的是规范、规则与标准的力量，欧洲掌握这种力量来自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可是今天的欧洲，既没有市场，也没有创新，还想制定标准，显然不可能了。

前不久在杜拜召开的世界政府峰会上，我碰到马克龙政府一位专门负责互联网资料和人工智慧领域的官员，他说我们要在这一领域制定规则，我说请问你们有人工智慧领域的先进企业吗？没有。你有自己的搜寻引擎吗？没有。那你要怎么制定规则？

当然我这话会有点打击他，但事实是，如果你没有把新技术掌握到自己手里，你就受制于人。本来欧洲国家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美国方面一施加影响，欧洲就很难受。这就像韩国在军事上不能自主，一个萨德问题就能“撕裂”它。

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过去这些年欧洲通过一体化确实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联合自强”的问题，实现单一市场的目的，但是现在看来仅仅是一体化已经不够了，更何况现在欧洲的一体化还遇到困难了，早在2005年法国国内就已经用全民公投否定了欧盟宪法条约。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巨型国家崛起的世界。中国有14亿人口，8.2亿网民，光是网民数量就比美国、欧洲的人口加在一起都多。过去欧洲还可以凭借“品质”，并不担心中国的“数量”。而中国现在又有“品质”又有“数量”，情况还能和以前一样吗？

前不久我参加今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大会主席就说了一句话：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一类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要理解他这句话，可以以德国为例，德国可以算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了，但是人口才不到8,400万；可是中国光是中共党员就有9,000万。中国每一年产生820万大学毕业生，还有500万的中专毕业生生，这些可以承担各行业工程师的潜在人员数量加在一起，比美国、日本、德国一年新增的工程师的总和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今天的教育水准不会比发达国家差到哪里去。

华为公司为什么这么厉害？华为有1.9万名员工，其中搞研发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创新性强，干活勤快，所以华为能有2000多个专利一点不奇怪。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大多曾有殖民地，可以凭此享受很多福利，因而有优越感，可现在的局面已经撑不住那么多东西了，可以说是前有狼后有虎——前面有美国，其创新程度肯定是欧洲赶不上的；中国现在体现出的创新能力，欧洲发现居然也无法超越，所以欧洲现在有一种焦虑。

欧洲原本奉行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的那套东西，崇尚规则，现在回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状态了。其实很正常，如果没有实力，特别是没有硬实力，怎么搞软实力？随着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现在没人听欧洲了，所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很尴尬。

欧洲以前是通过美国、通过一个塑造出来的“西方”领导世界，你说它货真价值也好、狐假虎威也好，终究是管用；现在美国也不太顾及欧洲了，主张“利益优先”；以前欧洲总期望中国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融入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现在看来似乎也不是欧洲人所想的那样，所以欧洲现在特别焦虑，甚至有点要失去自信的趋势。

而这种情绪表现在外面，欧洲对美国很失望，对中国也很失望——美国在市场准入、智慧财产权强制转移、国企补贴等方面对中国的抱怨，欧洲国家一样有很多抱怨——对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欧洲本来就看不上俄罗斯。

所以欧洲国家现在看世界，看谁都不顺眼，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情结特别明显。这是欧洲在心态上出了问题。

01：所以你认为欧洲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的时代？

王义桅：但是在民粹主义的盛行的情况下，很容易把矛盾转嫁到外面去。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不是我不行，是敌人太狡猾”，民主党、共和党在各种议题上吵来吵去，唯一的共识就是对付中国。

欧洲内部也一样。对俄罗斯的态度，欧盟内部就没有办法形成共识，因为有些国家觉得俄罗斯没这么大的威胁，有些国家认为俄罗斯依然是威胁。

至于对中国的态度，有些欧洲国家觉得与中国合作是个机会，但是欧盟总体上对中国还是有害怕的情绪，认为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这种观点目前相对统一，我在欧洲参加过的几次学术会议，欧洲学者会直接说“我觉得中国已经不怕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