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结构性分歧”究竟是甚么？

在中美贸易谈判的最后关头，万众期待的习特会一延再延：由3月初的海南会、3月底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或者会延至4月的说法，到现在连一个大概的日子也没有。特朗普原订于3月1日再加关税的期限，由“死线”渐变成“活线”，如今更是连一条线也没有──他决定不加关税，却没有再提期限。谈判欠缺时间表，美方又有诸如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等人出来放风说可能没有协议，在各方多番正面表态的背景下造成重大混乱。市场对各种消息更是时喜时悲。到底中美贸易谈判在发生甚么事，其中的不断延期又是否因为“结构性分歧”而陷入僵局？

周二（12日）早上看新闻，与中美贸易谈判有关的“重大消息”，竟然是白宫指责外界对特朗普是“不可靠谈判对象”的指控，难怪各界都开始对谈判进展渐起疑虑。

在中美贸易矛盾之间，美方一直要求中方要作出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一谈起“结构性”，人们就想到难以解决之事。如今谈判进程似有延误，又是否因为结构性改革上的争端？

“结构性改革”就是中美的“结构性分歧”？

首先，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经济、产业结构层面的改革，从来都是国内法规的问题。在中国而言，这就是要由国内人大立法处理，根本不必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商量。

不过，美国对中国在外资进入权、知识产权保障等所谓结构性问题上的要求，也正好符合中国原来发展路向本来就要做的改革，因此刚好成为中国国内立法的促因──中国目前已然扩大了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项目，又将立法明文禁止对外资的强迫性技术转让。

目前，中国已逐渐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例如，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全球50大人工智能专利权申请者排行，中国在过去3年已超越美国，有19家企业榜上有名，相对于美国的12家──因此类似的立法改革势在必行，如今遇上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要求，也不介意将之包装成白宫的贸易谈判成果。

而且，根据新华社周二的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周二早上已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及美国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通话，报道并指“双方就文本关键问题进行具体磋商，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由此可见，其实美国要求中的所谓结构性改革，中国因应国内原有的发展路向，已大体达成基本共识定案，因而能往“下一步”走。因此，让谈判似有延误的“结构性分歧”根本不在中国具体的结构性改革之上。

然则，中美之间还有甚么“结构性分歧”？

“结构性分歧”全在一个“信”字

目前可见的分歧，主要出于莱特希泽等贸易强硬派对中国的不信任。

由于国际间并无统一的强制力，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很多时候只能讲一个“信”字，例如《福布斯》（Forbes）就有评论文章指中美之间的汇率协议，只能是“君子协定”。

不过，今日美国右翼对中国难有信任，因此莱特希泽等人就一直希望能在协议中加入一套“执行机制”，让美国在判定中国没有执行协议条款之时，能单方面以增加关税等形式惩罚中国，甚至规定中国其时不得报复。

这种优惠美国的条款，中国当然不愿接受。不过，为顾及美国谈判对手的公关形象，中国也表示愿意在“双向、公平且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执行机制。

对中国毫不信任的莱特希泽等人，对此当然深感不满──此等“执行机制”谈判上的矛盾，才是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构性分歧”。

分歧不在中美之间　而在美国内部

有趣的是，特朗普在刘鹤1月底访美期间曾被问题“执行机制”的问题，他当时的回答却将问题中的“执行机制”变成了“执行机制的语言”，又强调有关语言将是“双向的”，与中方说法不谋而合，却与莱特希泽等人的要求有所差异。

其中原因无他：特朗普知道中方根本不会接受只优惠美国的执行机制，而他在国内政治形势的逆风中，却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向国民邀功，因此不得不在此问题上站在中国一方。由此可见，中美谈判的“结构性分歧”分在美国国内，而非中美之间。

谈判延误　只因公关工程需时？

特朗普贵为总统，中美谈判之结果，当然是他说了算。然而，如果协议的“语言”不能说服莱特希泽等人妥协，或将让美国右翼，甚至是反特朗普的民主党利用舆论炒作，将特朗普的“胜利”贬抑成对中国的“退缩”。这样的情况，也是特朗普目前要极力避免的。

因此，特朗普要如何将协议包装成他的“胜利”──例如如何包装有关执行机制的语言等，以说服美国国内的听众等──就成为了今日中美谈判疑似延误的主因。

当然，从中方的角度而言，国内也有情绪上容不下任何中美协议的民粹式民族主义分子，因此如何包装双方最终的协议，对中方而言，也甚考功夫。

从中美谈判已达成大体文本的维度看来，双方协议已是基本确定；不过，中美双方都要花较长时间去做一场成功的公关工程，使贸易协议对双方的着益得到最大化──这其实才是今日谈判似无进展、不断拖延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