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习特会】澳门大学学者王建伟:西方误解中国要取代美国

撰文: 唐宇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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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寄望于G20峰会。一段时间以来,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未见缓解,对于摩擦外溢到经贸领域之外的担心也逐渐上升,尤其是台湾、南海等地缘政治问题,有可能成为矛盾升级的导火线。
目前来看,两国都有纾解矛盾的客观需求,在G20峰会前,《香港01》记者采访了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请他解读G20之外、中美摩擦的背后症结。

01:G20峰会前,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透露,因贸易战而下滑的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会发生转圜,这也是基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因素等多方面考量得出的结论,对此您怎么看?

王建伟:其实,贸易战还不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最关键问题,现在要防范的是:由两国关系下滑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例如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双方在所谓“自由航行”问题上差点擦枪走火。

这让我意识到,如果中美关系继续这样演变下去,新冷战甚至是局部热战真的可能发生,而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双方利益。特朗普(Donald Trump)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传他曾对博尔顿说:“你知道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吗?你喜欢战争而我不喜欢。”当然,真伪无法考证,不过至少说明一点,当中美分歧面临失控时,美国也会采取正面行动。

例如,在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时候,双方的国防部长就在新加坡会晤了。前一段时间因美国制裁中国军方,导致双方军事演习中断,但很快也恢复了。中美之间停止了将近一年的外交安全对话也得以重启,紧接著特朗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这些转折都很有戏剧性,中美关系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现在值得期待的就是两国元首G20峰会的会晤。

所以,中美之间的摩擦,如果不管控的话的确有失控的危险,回到贸易问题上面,(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效果并不像特朗普想像的那么好。双方经济都有损失,中国也没被打趴,虽然特朗普嘴上说还要继续加征关税,但这种长久的消耗,没有哪个国家的体制可以经受。而且,美国有选举周期,这意味著美国领导人难以制订长远规划。

美国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团队差不多要到明年下半年,才开始筹备总统大选,所以这段期间是中美关系的窗口期,也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更大可能性,因为美国不需要为了政治原因突出对华强硬。

王建伟认为,当中美关系濒临失控时,双方便会采取正面行动。图为美国防长马蒂斯和中国防长魏凤和早前在新加坡会晤的情况。(视觉中国)

01:特朗普似乎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地产商背景的他不像传统政客那样,深受意识形态束缚,从这一点来看,反而他有可能成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的关键,对此您怎么看?

王建伟:我认为有这个可能,特朗普的国安外交团队基本是非常右的强硬派,他们主张与中国对抗,是所谓的“屠龙派”。如果让他们来决定中美关系的话,中美关系肯定不会有好发展。现在关键在于特朗普,他在竞选的时候,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战略对手。他确实比较实用主义,十分注重经济上是否吃亏。但是他手下用了这么一批人,逐渐的他也受到强硬派的意识形态影响。

但是,特朗普还没有完全被那些强硬派意识形态俘虏,他是个商人,商人不喜欢打仗。中美关系确实有时也在于特朗普的一念之差。虽然他下面那些人可以影响他,但是关键决策还是由他掌握。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要加强和特朗普的沟通,把握住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不要让争端失控。

王建伟认为,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不喜欢打仗,而且不太受强硬的意识形态俘虏。(视觉中国)

01:在美国决策圈存在著将中美关系上升为意识形态之争思潮的背景下,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是否还在?其实美国的基础设施亟待更新,这有可能成为中美之间合作的一个窗口,您认为让中国人去承建美国的基建,在美国社会的接受度如何?

王建伟:去年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已经明确提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尤其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是两种制度,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这与冷战时杜鲁门(Harry S. Truman)所发表的宣言有点相似。但是特朗普本人对意识形态,例如人权、民主、自由这些兴趣不大。中国的治理模式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美国人认为,这威胁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然而,目前美国提供不了对等的选择,所以会感到非常焦虑。

中国虽然在主观上,没有想过要挑战美国的地位,但是随著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让美国认为这实实在在对其发展和全球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特朗普上台以后,宣导的单边主义其实已经偏离了美国原来宣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宣导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更加剧了美国的恐慌。

至于让中国去承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在美国国内呼吁中美“脱钩”的氛围下,可能性不大,这是在政治方面。但是在经济方面是可行的,由于美国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这样的合作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进行。不过,美国总体倾向是要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在项目审查方面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其拒之门外。如果习特会之后,中美之间的摩擦得到缓和,未来应该是有可能的。

美国基建日渐老化,在改善基建方面,中美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性。(路透社)

01:中美经贸的摩擦,很多在于结构性的矛盾,中国也通过扩大开放和改革等措施,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但是外界有声音会解读为中国“让步”了,对此您怎么看?除了经贸领域的摩擦,还有哪些由于中美关系下滑带来的风险需要防范?

王建伟:不必回避的一点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特殊待遇。但随著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很多美国人认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因为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初讨论(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如果加入WTO,中国的市场会垮,中国的工业也会垮掉。但事实证明,加入WTO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并没有如这些反对声音所说的那样。

现在的情况有点类似,很多方面,中国在经济上的做法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且不论过去谁占谁的便宜,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加以改革,中美经贸关系很难长期维持。这样其实能倒逼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国今年办了第一届进口商品博览会,释放了很多扩大开放的信号。这说明中国在积极调整,这样说来,这种“让步”也是必要的。

中国早前在上海举办进口商品博览会,向外界宣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视觉中国)。

01:特朗普目前的战略,似乎是要联合欧洲、日韩、北美来围堵中国。在中美摩擦的大背景下,欧洲是否会在中美之间展现某种倾向性,从而成为关键的第三方角色?

王建伟:在中美博弈中间,欧洲、日本现在所处的地位比较尴尬,美国当然想联合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围堵中国,所以就有了美墨加协定。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做法也很难奏效,因为欧洲、日本这些国家从本质上讲,要维持由美国主导创立的多边世界贸易体系,所以这点上面来讲,美欧有根本性分歧。

贸易战并不仅仅针对中国,美国也没有对盟国留有情面。所以在多边主义问题上,欧美分歧要远远大于中欧分歧。但是,不能断定说,因为欧洲和美国有分歧,中国就可以联欧制美,这个也不现实。因为毕竟欧洲和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接近,在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上和美国也有共同利益,比如南海的问题。

在北约军费、欧洲建军、难民政策上,特朗普与马克龙等西方盟友分歧相当严重。(视觉中国)

01:美国作为霸权国,一直不愿有新兴经济体挑战其地位,现在看来,美国已认定中国是对手,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触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呢?

王建伟:冷战以后,美国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个所谓的同级竞争对手,在局部问题上,和美国竞争没有关系,但不能成为美国的全面竞争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就有可能变成同等级的对手,所以美国很著急,美国国内有一些势力认为现在可能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最后机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要注意内政对外交的影响。现在来看时间在中国一方,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呈下降势头,中国继续上升。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应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不同的选择,西方则解读成中国要取代美国。当然主观上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企图,也再三否认了。但还是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这也是两国关系下滑的一个基本原因。改革开放之初,西方世界很欢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所以愿意在很多方面给中国特殊待遇。但是现在,中国内政对外交的加分作用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甚至起了反作用。

其实,这里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中国需要在宣传方面对内提振信心,但是,对内提振信心的方式,在国际上却引起了焦虑。中国发展到现在的经济体量,需要开始考虑内政的外溢效应,因为对国内民众说的话,也同样被外部关注著。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保持平常的心态,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在宣传上没有必要过度强调。强大的时候表现平凡的一面,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容易在心理上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