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管朝鲜・三︱沈志华：中美合作都无解 问题在朝鲜
从冷战年代至今，朝鲜半岛牵动一系列国际风云：1950年韩战爆发，中美在半岛直接交锋，海峡两岸的分治格局也基本确立；在中美接触的1970年代，处理朝韩关系成为中美合作一大板块；甚至到了俄乌战争进行当下，朝鲜援俄疑云仍在搅动中美、中欧关系。
11月29日，台湾大学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Korea Foundation合作举办“中美关系与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转型”演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主讲，台湾大学国家发展所教授、欧盟莫内讲座叶国俊主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社会科学院国际长郭铭杰与谈，许多两岸学人学子共同参与。围绕演讲内容与讨论，《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与读者回顾中美“共管”朝鲜半岛何以成形，本篇为第三篇，聚焦邓小平时代后期。
体育交流催化中韩互动
沈志华在演讲一开始提到，从时间来看，中国的朝鲜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70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前期，1977年到1983年、1984年，这段时期是过渡时期，中朝与中韩关系维持了毛泽东时代特点，但是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第三阶段是性质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到1992年，如果要再分的话，1991年底到1992年初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但基本上可以放到第三阶段，也就是邓小平时代后期。
在说明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前期后，沈志华聚焦分析第三阶段，指出1985年又发生一件事，让中韩好感度再度上升，那就是“3213号鱼雷艇事件”。当时鱼雷艇上有2名艇员欲劫持全艇逃往台湾，结果与其他艇员发生打斗，造成6名艇员死亡，2人受伤，接著因为油料耗尽，鱼雷艇漂到了韩国，被韩国海军扣押。韩方接著与中国交涉，中方发表道歉声明，韩方的后续处理也非常好，不但协助修复鱼雷艇、送回中国，也没有让2名想来台湾的艇员真正成行。
沈志华说明，其实之前“卓长仁劫机案件”时中国也提过，不让卓长仁去台湾、而是应该引渡回大陆，但韩国顾虑国际形象所以没有答应，最后双方同意在韩国就地审判，韩方最后也对卓长仁判刑，“当然卓长仁出狱后还是来了台湾，这是后事。”但到了“3213号鱼雷艇事件”，韩国就把2名劫艇人送回大陆，中方因此非常感激。
接著就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沈志华表示，当年朝鲜和苏联鼓动亚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参加，所以越南、蒙古都抵制了，但中国决定参加，理由是下届亚运会（1990年）要在北京开，“我们如果这次不参加，火炬要交给谁？”就以这个理由说服朝鲜。而参加这次亚运会，对加强中韩关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首先就是双方的体育赛事不断增加，并从体育扩充了各种文化交流；再来就是双方的经济互动，1986年之后直线上升，1988年后双方的间接贸易就转成了直接贸易。所以这段时间，中韩关系急速发展。
1988年奥运会召开，对韩国来说是天下大事，中国也是全力支持。沈志华指出，中国参加的前提是朝鲜也参加，这样自己就不会太为难，因此中方就与朝鲜、韩国两方协商，甚至还跟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时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沟通，提议这次奥运会改名“汉城－平壤奥运会”，但因命名投票都已通过，最后各方协议挪动部份赛事到朝鲜举行。接下来就为这件事谈判谈了一年多，包括要分多少项目、哪些项目过去，但最后没谈成，因为朝鲜要求太多，要把一半项目拉到平壤去开，还向中国要了不少经费建馆场，结果钱都花完了朝鲜抵制，但中国这次就不跟著抵制。
沈志华表示，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中朝已经距离拉开了。原本中国对朝鲜是言听计从，但现在为了自身利益，就不再百依百顺。虽然关于当年中国怎么私下向朝鲜说明，至今并没有材料可以参考，但从这件事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原本中国是什么事都跟朝鲜商量，朝鲜如果不同意，中国不会做；到了1986年、1987年、1988年，中国是虽然还跟朝鲜商量，但朝鲜不同意中国也做；到了1990年后就基本上不跟朝鲜商量，都是中国先办，办完后通知朝鲜。双方一点点拉开距离，1988年奥运会就是明显案例，朝鲜公开宣布抵制隔天，中国就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参加申请，中朝拉开、中韩走近。
六四之后大门敞开
沈志华指出，接下来就是1989年一件事，让中韩大门彻底敞开，也就是“天安门事件”（又称六四事件）。这件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受到很大损害，例如美国日本等“七国封锁”、对中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内部也出现问题，因为这件事导致中央改革派全军覆没，北京因此面临选择：中国要不要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还是要走回头路？邓小平坚持要继续改革开放，“但因为那时邓在北京讲话有点不灵，所以之后才南巡讲话，到上海、福建、广东、深圳”，而南巡讲话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还是邓本人的地位、威望，以及地方人脉支持，所以1992年中国又回到改革开放道路上。
但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就比较困难。沈志华说明，美国方面不愿放松，中国就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是韩国。
第一，韩国没有加入对华封锁，反而还利用机会扩大了中韩贸易，数据就很明显，从1989年之后，中韩贸易每年都是翻倍上升、投资额也是，“这个真的是解救了中国。”
第二就是1990年，中国想利用1990年的的北京亚运会打开机会，用对外交往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名声，这方面韩国就给了大量支持，现场广告都是韩国的。这个时候中韩关系急速发展。
第三也很重要，就是“天安门事件”后卢泰愚给邓写了亲笔信，称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但“我理解你，你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我去替你做外交工作。”后来卢泰愚真的找了美英沟通，包括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又译撒切尔、柴契尔）、美国国务卿、美国防长，替中国解释，称北京这么做是为了稳定、为了改革开放，据说这让邓小平非常感动。
但沈志华也表示，遗憾的是这封信目前在中国没找到文本，能证明这封信存在的证据，就是递信人有写回忆录，写得非常详细，包括他怎么接信、怎么到中国来、信最后交给谁，而接信的人就是金黎，也就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了一个朝鲜工作委员会，虽然名叫朝鲜，但其实是做韩国工作，而金黎就是这个单位的主任，他本身就是朝鲜族，也是老干部。当时中国的对韩接触，主要都是透过这个单位进行，信就是交给这个单位，并由金黎递给邓，可惜金黎已经去世，无法核实。
沈志华表示自己询问过金黎之子，但对方表示已经记不起来，只记得父亲接过一封韩国总统的信，或许就是这封。再有一个证据，就是卢泰愚回忆录里有记载当时自己如何替中国进行外交工作。所以综合分析，亲笔信应该是有的。
沈志华分析，这也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卢泰愚任内跟韩国建交，原因就是对卢泰愚的信任。因此其实在1989年以后，中韩关系的大门就已经打开，但中国什么时候、愿不愿意迈出大门，还是有制约条件。
中韩建交“三步走”
沈志华指出，邓小平与金日成达成协议，中韩建立政治关系的前提是朝韩和解，所以中国一直推动朝韩会谈，美国也在促进，中美合作促进朝韩合作，这样就可以实现“交叉承认”，也就是中国承认韩国、美国承认朝鲜。这一步双方持续推进，到了1991年12月30日终于有进展：朝韩签定和平条约。
沈志华接著说明，实际上在1989年后，中国就主动设计了中韩建交“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就是在1991年与韩国建立贸易代表处，这是半官方机构，后面就是外交部，韩国方面则是成立一个公司、背后也是外交部，这一步代表中韩各自有了官方机制，中国代表处背后就是官方机构，但表面是民间机构，这是90年第一步。
而为什么说“三步走”是中国有意设计的，沈志华表示自己看了邓小平跟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90年9月苏联准备跟韩国建交，金日成大受震撼，因为1983年开始匈牙利、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集团，就已经陆续跟韩国建交，于是苏联1990年9月宣布时，“金日成就坐不住了，找到邓小平说现在完了，就剩中国了，你可千万不要跟韩国建交，这样就是把我们彻底出卖了。”邓这个时候表示，“建交是不会的，但我们要成立贸易处，这是跟你谈过多次，你们老拦著”，金日成于是松口答应。
沈志华表示，几个月之后的1991年1月，中国成功建立在韩贸易处，且在这之后买马上迈出第二步，就是让联合国接受朝鲜、韩国同时入联。而双方同时入联的结果，就是朝韩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中韩建交就更没有障碍了，于是1991年就迈出了第二步，李鹏专程去了平壤与金日成会晤。
沈志华说明，其实中国确实也为了这一步，在1990年就跟美国商量好了，也就是当年联合国不再讨论韩国入联问题。在这之前联合国每年讨论，但每年苏联都投否决票，阻止韩国入联，可是1990年苏联与韩国建交后，就不可能再投否决票，这等于是把中国推到前排，北京相当为难，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所以就跟美国商量，能不能1990年不讨论这个问题、再往后推一年，这一年内中美各自去与朝鲜、韩国沟通，让双方一起入联，美国表示同意。双方于是合作修改1990年的联合国大会议程，之后李鹏就到平壤与金日成会晤，表示中国已经为朝鲜拦了一年，之后不会再拦、也不会投否决票，因为这样会得罪所有联合国成员，所以建议金日成放弃既定方针。
至于是什么方针？沈志华表示，1970年代金日成就已提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朝韩建立民主联邦共和国，并以这个名义加入联合国，但韩国拒绝，认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可能统一，因此朝鲜版“一国两制”最后没有达成共识。李鹏于是对金日成表示，今年联合国大会韩国必定入联，希望朝鲜接受双方同时入联的方案，金日成想了一个晚上后，终于在隔天通知李鹏表示接受。于是1991年中国成功迈出第二步：联合国同时接受朝鲜与韩国加入，中韩建交的政治障碍终于排除，接下来就剩建交谈判。
中韩建交与朝鲜核问题
至于为什么1992年能完成建交谈判？沈志华表示，一是朝韩之间已经签署和平协议，二是金日成在与邓小平谈的时候也知道，中韩如果建立贸易代表处、朝韩又一起入联，那么中韩建交是挡不住的，因此朝鲜最后给出条件：中国可以跟韩国建交，但必须在朝鲜跟美国建交后。邓小平答应，回去后也下了指示：中韩贸易尽量发展，但政治交流再等2、3年，或者5年，中国要等美国承认朝鲜后，再跟韩国建交。
但照这个说法，1992年中韩建交时，美国、朝鲜还没建交，邓小平为何要违背诺言？沈志华指出，这是学界很大的疑问，但现在并没有档案材料，能看到的就是1992年1月3日，朝鲜收到情报，称中国宣传部门收到指示，以后中方报纸可用“大韩民国”字样取代“南朝鲜”，沈志华表示自己查证结果也确实如此，1月5日后中国报纸上用的都是“大韩民国”，这就是信号，表示中国即将承认韩国；而当时韩国也给贸易处下指示，要他们立刻探听消息，并且得到正面答复。1月23日，中方就派人通知韩方，称中国准备与韩国建交，但这时候中国外交部都还没得知消息，外交部真正获知，根据钱其琛回忆录，是在1992年的2月，当时钱其琛宣布筹组与韩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小组。
因此是什么样的事情，让邓小平下决心一定要在1992年完成建交，沈志华提出两个可能解释：第一，当年11月韩国要大选，卢泰愚任期已满，韩国总统无法连任，如果再换一个人，中韩建交又不知道要推到什么时候，这是中国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可能性是朝核问题，中国一直希望美国加速推进承认朝鲜，所以美朝谈判18次都在北京举行，中国安排会场与旅馆、全面服务，日朝谈判也是在北京，中国花了大力气促成“交叉承认”，特别是1989年之后，中国更加积极，但这时候出了朝核危机这个问题，美国突然发现朝鲜在试验核武器，于是表态问题不解决，美朝不可能建交。中国只好更努力沟通。
沈志华指出，后续发展从表面来看，朝鲜最后接受了核检查，这就是弃核的讯号，且朝鲜还与韩国在1991年底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因此可能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中国认为中韩建交不能再拖了，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美朝问题可以在年内解决，因为朝鲜都已发表无核化声明，又同意联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检查，北京或许因此认为后续不会有问题，因此中韩双方就在1992年4月开始外交接触。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料到，就是金日成搞了个骗局。”沈志华表示，实际上原子能委员会去朝鲜，是在1992年5、6月份，当时中韩外交谈判已经启动，而且谈得非常顺利，6月中就谈完了，商量好8月24日宣布建交，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到朝鲜检查时看出问题，发现朝鲜并没有真正弃核，这个问题一直吵到8月、拖到10月，最后闹翻了，朝鲜也撕破脸。但这些都是在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以后。
由此沈志华提出一个判断，邓小平不想因为中韩建交得罪朝鲜，所以极力按照朝鲜条件一步步实现中韩建交、排除各种障碍，没想到最后金日成搞了骗局，但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无法撤退，所以中韩建交就如期实现，但是朝核危机也在1993年爆发。
问题根源是什么
而朝核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沈志华表示，从逻辑上讲，有三种可能。
第一，美国骗了朝鲜，也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想跟朝鲜建交，所以不断提条件与价码，一直提高到核武器问题。所以朝鲜拥核是针对美国。
第二，针对中国。因为中韩建交破坏了中朝结盟，原本中苏是朝鲜的核保护伞，但中苏相继跟韩国建交，朝鲜觉得自己失去安全保障。如果是这样来看，朝鲜拥核就是对中国的报复。
第三，从头到尾就是金日成设计的骗局，包括跟韩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无核化声明，都是欺骗，目的就是要为朝鲜核试验成功创造时间与安全环境，“你们以为我放弃了，其实我还在秘密试验，等我成功了，你们不承认也必须承认，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国家了。”其实后来发展也确实如此。
李志华接著说明，朝核危机的源起有以上几种逻辑可能，但究竟是哪一种，或是哪几种综合作用，只有等到档案文献进一步解密，才能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事。
李志华最后提出三点总结。
第一，中国改变对半岛政策有内在的驱动力与自身需求，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国推著中国走，因为韩国显得很积极，但其实中国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表现得很积极。而真正推动中国积极的，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第二是政治安全需要，特别是1989年以后，要突破西方封锁。
第二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合作，是冷战后期朝鲜半岛诸多问题逐步推进解决的基础。沈志华表示如果没有中美合作，朝鲜局势不太可能往前推进，而中美合作也奠定了冷战之后的“六方会谈”基础。
第三种看法，中美都合作了，朝鲜半岛问题还是无法解决，这究竟是谁的问题？“我的感觉，说感觉是因为很多材料没有找到，其实是朝鲜的问题。”沈志华表示，问题关键既不是中美，也不是俄罗斯，也不是韩国，更不是日本，而是朝鲜自身的问题。朝鲜要实现的目标，跟前述所有国家都不一样，因此对所有方案都无法满足，朝鲜都会在快成功的时候出来捣乱，例如中美合作长期推动六方会谈，却都不能解决。“当然这跟朝鲜半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关联。但核心问题，是否还是朝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