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管朝鲜・二︱沈志华：处理好台湾 才有中美建交与中韩接触
从冷战年代至今，朝鲜半岛牵动一系列国际风云：1950年韩战爆发，中美在半岛直接交锋，海峡两岸的分治格局也基本确立；在中美接触的1970年代，处理朝韩关系成为中美合作一大板块；甚至到了俄乌战争进行当下，朝鲜援俄疑云仍在搅动中美、中欧关系。
11月29日，台湾大学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Korea Foundation合作举办“中美关系与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转型”演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主讲，台湾大学国家发展所教授、欧盟莫内讲座叶国俊主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社会科学院国际长郭铭杰与谈，许多两岸学人学子共同参与。围绕演讲内容与讨论，《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与读者回顾中美“共管”朝鲜半岛何以成形，本篇为第二篇，聚焦邓小平时代前期。
台湾是中美建交的“一道坎”
沈志华在演讲一开始提到，从时间来看，中国的朝鲜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70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前期，1977年到1983年、1984年，这段时期是过渡时期，中朝与中韩关系维持了毛泽东时代特点，但是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第三阶段是性质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到1992年，如果要再分的话，1991年底到1992年初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但基本上可以放到第三阶段，也就是邓小平时代后期。
在说明完毛泽东时代后，沈志华聚焦分析第二阶段，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1978年实际掌握了最高权力，掌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中美建交。而毛邓时代的中美关系不同，在毛泽东时代这是策略问题，在邓时代则是战略问题。
沈志华表示，从中国的外交方针来讲，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政策发生变化，放弃了阶级斗争，要搞经济建设，所以对外也必须变化，也就是必须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开放，邓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上来第一件事就是推动中美外交，而这就会涉及台湾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沈志华说明，中国坚持三项原则：美国从台湾撤军、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台方面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断交，但美国人不愿意，理由是：如果北京保证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就同意前三项原则。但中方无法同意。
沈志华补充，周恩来原话是说：“我们就是要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则表示，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但还是希望你们公开承诺，周恩来就说这事只能做不能说，结果基辛格不理解，周恩来就说了一句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情绪。”总之问题就一直停滞不前。
沈志华指出，邓接手后也还有这个问题，美国档案也提到，基辛格曾跟卡特（Jimmy Carter）提到相关话题，卡特知道邓小平著急推动中美建交，美国也乐见其成，但台湾这个障碍依旧存在，邓小平也说和平统一是既定方针，不会使用武力，但美国希望中国明文承诺，可是中方立场还是“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这么说”，也就是不能写在条约里、也不能发表公开声明。邓小平表示，我们如果说了这种话，就是鼓励台湾独立，但基辛格也说不让台湾独立是美国的责任，我们保证不让台湾独立、你们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沈志华表示，美国后来提了折衷方案，就是允许美国对台军售，来保证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平衡，这样也算美国对台负有责任，于是这个“坎”就算迈过去，中美就顺利建交了。但建交后很快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双方其实没有商议清楚对台军售的细节，包括数量、期限、水平，因此后来才有《八一七公报》，就是美国可以对台军售，但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供应水平。
中国对韩“关门不上锁”
沈志华进一步分析，邓为何要把中美建交当成战略问题，关键就是邓要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所以这步迈过去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果然也迅速向前走。但1978年到1983年间，中国对韩国都没有什么表现，当时制定的方针就是“关门不上锁”，这是黄华报告里提到的，也就是“门没有打开，但是我也没有锁，要进来你自己进来”。
沈志华指出，所以当时中共表面上没有任何松口的地方，但私下双方如果有往来，也假装没看见。其实这个政策主要是受苏联与朝鲜的制约，例如1981年中韩之间有辣椒贸易，就被苏方升级为“辣椒事件”，因为苏联的《真理报》报出来了，说中国与韩国正在发展大规模贸易、中国准备出卖朝鲜。当然确实有这件事，但中国不敢承认，后来只能叫停，1982年中方专门下了指示，停止所有对韩贸易，即便那时都是私人贸易，也不能进行。
沈志华表示，中国当时很多方面都受制于朝鲜，例如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就进了奥林匹克委员会，可以办赛、也可以参赛，这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如果遇到韩国选手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因为中国原来跟韩国不能交往。后来中国与朝鲜沟通后，经朝鲜同意，中国就能跟韩国选手接触了，只是后来出了意外，那就是在加拿大奥运的女子手球赛项目，中韩两队在决赛相遇，双方事先做了预案，规定一系列动作，包括领队可以握手、双方可以交换队旗，但不能有更有好的举动。
结果当天韩国队拿了鲜花想要送，中国队不知道怎么应对，领队于是一声令下：向后转，中国队就退场了。不过韩国队反应快，一转身就把鲜花洒向观礼台，全场一片欢呼，中国队灰头土脸。回来后，中方就有记者写了文章批评：这样还像个大国吗？胡耀邦也下了批示一顿骂，从这之后中韩互动就渐渐好转。这段期间还有手球赛、网球赛、篮球赛不让韩国选手入境，也是因为中方顾虑朝鲜感受，结果导致中国主办权被取消。这些困难也都是后来才慢慢解决。
沈志华指出，根据统计，一直到1982年，去到韩国的中国人也只有4个人，而且都是朝鲜族人，所以当年卢泰愚有句话讲得很对，中韩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基本上对韩国没认知。
劫机与四小龙经验推动变局
但1983年5月发生了一件事，大幅提升了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对韩好感度，那就是“卓长仁劫机案件”。沈志华说明，当时一架载有105名乘客的中国民航机，被卓长仁劫持到韩国降落，韩国政府后续处理得非常到位完美，对乘客都非常照顾，希望能把事件形塑成政府间直接接触的契机，毕竟原来中韩政府之间没有任何交往，但也因为这件事，中国只好派代表团前往韩国。
沈志华提到，中方代表团到了韩国后，韩方也是招待得很周到，尽量满足中方一切需求，韩国则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双方签署的交接文书上，中方必须承认“大韩民国”，这就难住中国了，代表团只能向中央请示。
沈志华指出，因为顾虑朝鲜，中国始终不愿在出现“大韩民国”的文书上签字，并要求韩方用各种词汇替换。最后文书的正文确实没有出现“大韩民国”，但在落款时出了问题：中方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总局局长，但韩方代表则是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前只能写“大韩民国”，北京最后同意放行。而“大韩民国”虽然只在落款时出现，但韩国觉得已经足够，“中国人终于承认我们了”。
沈志华表示，这件事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许多参与者后来有写回忆录，都提到中国政府对于事件处理非常满意。这是中韩官员的第一次交往，认知发生变化也是中国改变对韩政策的前提条件。
接下来是1984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沈志华指出，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确立了要全面实行经济改革，要搞大规模对外贸易，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经济地位就显现出来，因为韩国当时与台湾、新加坡、香港并列“亚洲四小龙”，邓小平几次讲话都提到，“韩国能办到的事，我们办不到吗？”当时的中国杂志也开始大量介绍韩国经验，例如金融、产业，有次中国体制改革委员会开会，还专门邀请韩国经济学家与会，但当时中国还不允许韩国人入境，所以就为了开这个会，专门把所有人请到新加坡去，让韩国学者能够出席。这就显示，当时的中国高层与学界，非常重视韩国经验。
沈志华表示，在1984年7月的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调整对韩政策”，这是第一次中央领导人直接提及要调整对韩政策。从那之后，关系变化就开始加剧，1984年以后，中国对韩国就不是“关门不上锁”，而是“留了门缝”，中国人可以出去，韩国人也可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