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再面临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战略自主乃必然之路

撰文: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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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无疑不再如四年前那样, 对美国新一任总统抱有高度期待。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 将会是欧洲的发展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最近两届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成了周期性出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编按: the sword of Damocles, 意即时刻存在的危险)。

当四年前拜登(Joe Biden)刚刚赢得2020美国总统大选时,欧洲领导人便松了一口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在给拜登当选的祝贺贴文中直接宣示,希望与拜登政府进行合作的领域,包括多边主义、气候变化、跨大西洋关系,而这些都是前总统特朗普所不屑的。

在拜登执政期间,基本满足欧洲盟友对于这些合作领域的需求;当然也有摩擦,如美国和英国在印太地区的美澳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合作,曾引起法国的不满。

2024年11月8日, 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非正式欧盟峰会期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看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发表讲话。(Reuters)

“所幸”,一场外部危机在拜登执政中期出现,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欧洲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联系变得至关重要,由安全合作推动的其他领域互动也变得更加自然。如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得到欧洲盟友特别是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支持。美国所推出的投资计划背后的战略考量之一,便是对冲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但是,俄乌战争不会一直存在,拜登政府同样有生命周期。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伴随着新一轮美国大选结果,欧洲再次面临如2020年那样的外部不确定性:如今特朗普获胜,美欧合作的前景无疑会变得黯淡,多边主义、跨大西洋关系或将在美欧互动中沦为边缘议题。

2024年9月27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在纽约特朗普大楼(Trump Tower)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会晤。(Reuters)

美国大选对于欧洲与世界的潜在影响力巨大,但欧洲领导人已不再如四年前那样紧张。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正在发展,因为不管美国大选进程如何激烈、美国社会政治如何极化,来自两边的美国人所关注的都是美国的利益。如果欧洲的战略政策制定,只能由每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所主导,欧洲注定不能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虽然俄乌战争给欧洲的安全环境带来冲击,美欧在安全合作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中重要的便是欧洲对战略自主的重新思考。

对于欧洲而言,战略自主并非新概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安全环境因为苏联解体而得到缓解,欧洲寻求一种区别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意图强化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贝理雅(Tony Blair)时期的英国曾与美国一起进行多轮国际干涉行动。由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欧洲内部对于战略自主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发展。

北约峰会:2022年3月24日,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左一)与美国总统拜登(左二)、德国总理朔尔茨(右三)交谈。北约时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亦在场。(Getty Images)

虽然在拜登上台之后,美欧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特朗普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消除,直到俄乌战争爆发,安全议题短期内主导欧洲内部事务,安全合作的声音盖过战略自主。随着俄乌战争带来的安全紧迫性下降,战略自主再次获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便是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结束对华访问之后,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表态。

尽管从实践上来看,欧洲离实现战略自主仍有一段路要走,比如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仍是明显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领导国,仍通过北约来获取美国武器。同时,欧洲的战略自主由于内部团结程度、自身实力的原因,自然带有局限性。但欧洲无疑不再如四年前那样,对美国新一任总统抱有高度期待。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将会是欧洲的发展目标。当然,前提是俄乌问题的“妥善”解决。

作者熊浩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章原题为“美国大选与欧洲战略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