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没有说完的两个关键问题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接受《香港01》和其他媒体采访，其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引发舆论关注。

在访问中，阎学通延续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观点，直言这场战争对中国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且其负面影响甚至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在阎学通看来，俄乌战争短期内结束不了，这场战争持续多久，就会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甚至这个影响会超过这场战争，换言之，这场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结束不了。

因之于俄乌战争，中国和欧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遭受影响。阎学通说，俄乌战争爆发后，北约、欧洲成员国向亚太派来的军队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和当初预测的牵制住美国正好相反。此外，这场战争发生之后，中国跟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明显是在减弱，不是在增加，而且俄乌战争之后，欧洲产生了强烈的“经济安全”的概念。另外中国虽然采取的是中立态度，不对任何一方采取援助，结果欧盟国家都不满意，在政治上也与中国拉大距离。

关于“经济安全”的问题，阎学通还强调，欧洲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安全”的政策必然伤害“经济增长”的严重性，“经济安全”政策不是双刃，是单刃，就像任何一个企业增加安全成本，利润必然减少。换言之，“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是零和关系。

在中国官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当下，阎学通此言论被认为是讲了大实话，但由此也引出还没有说完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如果俄乌战争对中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该如何解释战争爆发至今中国官方的立场与做法？其二，如果“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是零和关系，那中国该如何做到既要安全又要发展？

先看第一个问题。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在战事的不同阶段不断呈明己方的立场与主张，也试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寻求政治平衡，比如既参与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救援，又反对俄罗斯主导的吞并乌克兰的公投，习近平既访问莫斯科与普京会谈，也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并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但随着事态的演变，这样的平衡越来越难以把握，且在战事之外，中国正在因此付出不可估量的“溢出”代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中旬结束访华之际，中俄发布上万字的联合声明，声明一开始就呈明“当前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该声明还说，“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

阎学通在采访中谈到中俄联合声明时也说，不管是中俄合作开发黑瞎子岛，还是中俄朝可能会就图们江的出海航行进行对话，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不具有战略性作用。“因为东北的南部地区不会通过北边去出海，大连港非常方便，为什么要跑北边去呢？而且从东北的现状来讲，东北地区也是越靠南越发达，越靠北发展得越差。所以即使这两项合作落实了，所产生的经济作用，只限于一个不太发达的局部地区，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讲，是非常有限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在《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二期题为《世界已经掉头》一文中，阎学通也谈到了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阎学通看来，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安全概念严重泛化和政治化，即把各个领域的事务都说成安全问题，把非政治领域的事务当作政治问题处理。目前，安全概念泛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现象是经济安全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大国的对外决策，从而影响全球的国际关系。在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环境里，“经济安全”这一概念不仅重新产生国际影响，而且其影响力比冷战时期还大。大国的决策者们担心国际合作形成的相互依赖成为对方制约自己的战略手段，于是采取减少国际经济合作或缩短国际产业链的方法增强经济安全，即去全球化的政策。当多数大国采取去全球化的政策，就形成了逆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鉴于“经济安全”与“经济增长”的零和关系，所以在阎学通看来，欧洲不会超过三年就不得不承受经济增长放缓的代价。而具体到中国内部，同样的问题也不断被追问，那就是如何才能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真的可以“既要”“又要”吗？二十大之后，不管是用人还是府院关系的处理，都已经打破了诸多惯例，问题意识和导向明显，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掌握发展与安全的主动权，成为中共高层最大的问题意识，这一点在二十大报告中已经说的很明确。不过，具体到操作层面，却是一项高难度动作。香港此起彼伏的国安泛化和去国际化的争论，也是这一零和关系的延伸。

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巨头”（big three）之一，阎学通的直言无疑为官方和学界提供了一种思考中国外交抉择的面向，但由此引出的尚待解答的问题，还需更多人接力追问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