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版图

撰文: 外部来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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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是来自于西方的概念,其出现和发展源于资本主义面临变革的需求。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美国于上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之后开展的罗斯福新政,被视为是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一次重要措施,开创了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先河。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世界纷纷需要统一而强力的调控和计划去发展经济和产业,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推广到了战后整个西方世界。国有经济成分在40、50、60年代西方经济体系中占有很高比重。此外,福利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也使得西欧北欧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

按照大卫·哈维的描述,从1970年代起,资本危机和快速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失业率快速上升,不满情绪广泛蔓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再奏效,作为战后经济金融秩序标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和城市社会运动的结合似乎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出现,以取代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妥协——这种妥协在战后曾成功地为资本积累打下基础。在欧洲许多地方,甚至在美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开始发展壮大,群众力量激烈要求大规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预。

中美贸易・中美关系・关税・加征关税:图为2019年1月30日,镜头下摆放在美国加州长滩港J码头的货柜。(Reuters)

对此,所有经济精英与统治阶级都感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威胁,不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像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对财富(与收入相对)的控制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在1970年代,这一控制却随着资产价值(股份、地产、储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为此,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以保护自己免于政治和经济的失利。(《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年,大卫·哈维)

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的潜在方案,以及一项疗治资本主义疾病的方案和行动,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思想核心早已存在。1947年,一小批学院派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聚集起来,成立了著名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成员包含奥地利政治哲学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文(Milton Friedman),甚至还包括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这一学社的成立宣言如下:

“文明的核心价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广大地区,维系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核心条件已告阙如。在其他地区,这些条件正受到来自政策发展趋势的不断威胁。个体和自发性团体的位置正逐步被专制权力的扩张所瓦解。甚至最值得珍视的西方人的财富——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一些信条的威胁(这些信条处在非主流位置上时,要求宽容的特权),它们试图建立起一个权力立场,借以压制和抹去所有与己见不合的观点。”该学社认为,“上述发展过程的助长,也源于人们丧失了对私有权和竞争市场的信念;因为,没有这些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和创新精神,就很难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障自由。”

印有海耶克和佛利文头像的T恤。(Getty)

新自由主义学说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理论(如凯恩斯理论),更强烈地反对国家中央计划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在在理念和思想层面的斗争。用海耶克的话说,这场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而且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凯恩斯干预主义的斗争,可能要花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获胜。海耶克和佛利文分别在1974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学界尊敬,也象征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世界确立了其主流地位。正是从19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在英美逐渐被正式纳入国家转型之中,由理念、思想和学说转变为影响世界的国家政策行动和社会发展实践。

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国家发展转型以英国和美国最为典型。1975年戴卓尔出任英国首相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经济上采取了推进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等措施,尤其是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成为其新政重点,扩大了自由竞争。在1988年英国保守党年会上,戴卓尔夫人宣布“私有化无禁区”。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列根经济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由于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在70年代失败,具有保守理念的列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他接受了“供应学派”的理念,推动美国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创造经济和财富的增量,在低税率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增加大众的财富。“戴卓尔主义”和“列根经济学”在英美的推动,成就了西方世界政经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美国总统列根与戴卓尔夫人

客观来看,从1970年代开始至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实践主导了世界,推动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在与苏联和华约为代表的国家集团漫长的冷战博弈中,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胜利。从地理维度来看,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版图(主要是经济发展)可以粗略划分为几大发展板块:一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并从西欧和北美扩散到了东亚及东南亚少数国家。二是由计划经济主导的苏联和东欧集团,在经过冷战博弈后,这个计划经济集团分崩离析了。三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仍然处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要实现发展目标,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与转型,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四是以拉美、非洲、南亚及部分中东国家为主的其他板块,这一板块包括不同种类的国家,其共同特征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有趣的是,以西方学者的视角,他们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经济发展成就,这是新自由主义在新兴市场国家应用的成功案例。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专门以一章《“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来分析中国的转型。哈维认为,1980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在他看来,这为中国乘乱进入并融合到世界市场打开了空间,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哈维也意识到了制度改革和转型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必须认识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改变(如阶级关系、私有权,以及所有其他制度安排),市场本身无法改变经济。沿着这条道路的发展并不连贯,也时常遇到紧张和危机,外来的刺激甚至是威胁当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要指出的是,一如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哈维对中国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分析还不够,对于中国如何在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建设法治化的社会与经济,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不过,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简史》成书于2007年,那时还是全球化进程最后的黄金时期,西方还未系统形成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敌视”,地缘政治摩擦和逆全球化浪潮还未形成势头,哈维对中国改革进程以及可能遇到曲折的判断,还是颇具洞察力和预见性的。

最终分析结论:

简要回顾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粗略勾画全球经济发展版图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从新自由主义扩散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让我们对不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选择。当今世界正处在强烈的地缘政治思潮和逆全球化浪潮中,过去在西方成功的新自由主义,在未来能否一直持续下去?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对世界有影响,也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本文原载于2024年5月23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