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孟子》含“欺君思想” 明太祖彰专制皇权推删节版科举教材
【01哲学编按】本文节录自著名汉学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名作《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与选士》（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译本。在晚期中华帝国，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梦想着踏入省会和京城的考场禁地，明清科举不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更是连接晚期帝国知识、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纽带，是官方/ 非官方、正统/ 非正统、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明清科举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不仅体现在官员和知识精英的再生产上，也体现在数百万科举失败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更大的“成功故事”上，本杰明在这部著作中就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探究，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制度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具有著至关重要的意义。本选节讨论明太祖为了加强皇权，介入科举考事内容推出删节版《孟子节义》作教材内容，又论及明代的“道学”建构过程，如何由士人为重心转移至皇帝角色身上。
孟子与明代科举考试
明初，金华和江西士人特别希望洪武皇帝复兴宋代的文化理想。朱元璋虽然对此表示赞成，但却认为权力已从统治者手中旁落到他的官员和臣民身上。明代开国皇帝不能容忍他的政权合法性面临任何公开威胁，也不能容忍他的个人权力受任何古典限制。这个曾是农民— 士兵的君主，依靠他的南方金华谋臣们来谋求政治合法性，还学会了赞赏《周礼》所说的国家主义（statist）制度和礼仪。《周礼》这一帝制时代初期以来的传统治国原典，曾被用来支持北宋失败的改革方案，在明初也时常被人援引。例如，朱元璋控制农村的税收制度和户籍登记制度，就出自《周礼》最常被人征引的段落（locusclassicus）。 根据同样的逻辑，皇帝还被说服，认为基于“道学”的经书正典（classical canon）最适合用作明代的科举考试课程，就像其曾服务于元代一般。
然而，“四书”中的《孟子》激怒了朱元璋。朱元璋以往没受过正规的古典教育，但他学得很快。“道学”奉孟子为正统思想谱系中孔子学说的继承人。 激怒洪武皇帝的是《孟子》（这是明代乡试和会试第一场考试的一部份）中就官员对君王的忠诚度设限的段落：“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主张君王应服务于民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朱元璋认为，这类政治言论挑战了他的君权，而君权强调的是统治者的天赋权力。但在孟子看来，王朝的权力来自民众。前汉（前207–8）时期，孟子的观点引发了唯意志论（voluntarist）倾向，合法化了孔子的“素王”地位并谴责伪王。 这些对新王朝君权的威胁是朱元璋难以容忍的。在考虑是否取消科举考试时，他下令将《孟子》从科举考生的阅读书目中删除，因为书中含有“欺君思想”（lèse-majesté），损害了“四书”的正典地位。此外，他还下令祭祀孔子时不得以孟子配享，把孟子逐出孔庙所祀的圣贤、学者、忠烈之列。
大臣们试图冲淡皇帝所开的危险先例，因为这威胁到“道学”学说。他们同意删除《孟子》中那些令人反感的段落，但也成功捍卫了剩下的其他文本。由于1373 年停止科举考试，这场扰攘直到1384 年才平息下来。在朱元璋成功清洗文武官僚机构中的敌人后，科举考试开始使用删节版的《孟子》。
朱元璋以所谓叛逆罪处决了1378–1380 年间担任首辅的胡惟庸（1380 年卒），强化了王朝专制。此前，他还根据胡惟庸提出的叛逆指控，处死了浙江谋臣刘基。由于担心内阁谋划篡权之心不死，皇帝清算了官僚机构的所有行政职位，并把官僚机构中所有文武官员都置于他的控制下。1380 年的血腥清洗，在1390–1393 年间再次上演。死亡数字说法不一。据朱元璋自己的估计，大概有5 万至7 万人被处决。唐代（618–907），高级官员与皇帝平起平坐，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从宋代开始，他们站在坐着的皇帝面前；从明到清，官员则要在皇帝面前跪拜磕头。觐见礼仪的这些变化，与明初登峰造极的皇权日益扩大的专制性质相一致。
1384 年重新恢复科举考试时，考官们开始把心性的道德修养与皇帝而不是士人的圣贤品质联系起来。考官出题，经常追问考生对“心法”及其在帝国统治中的中心地位的看法。这一先例在后来满清治下的考试文章中被原样复制，成了歌颂满清皇帝文化威望的口头禅。 到了明中叶，因重建“道统”而备受人称扬的是皇帝而不是士人，而宋元时期刚直强项的婺州／金华士人从未公开承认过皇帝的这一地位。例如，1547 年进士一甲第三名胡正蒙（1512–1566）在殿试策答中这样写道：“夫汉、唐、宋之诸君有其位而无其学，周、程、朱之四子有其学而无其功，此上下千数百年之间，道统之传所以不续也。”结果是只有明初皇帝们才成功地结合了“道学”与帝国统治。金华和其他江西士人默许自己的理想遭到了背叛，否则就有杀头之祸。
书目：《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与选士》
作者：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译者：刘倩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由于明代皇帝选择以程朱学说来表述自己的统治，他们就把王朝的存在理由与这种学说捆绑在一起，并使官僚机构在学校和科举考试中致力于对这种学说进行教育宣传。有时候，主流古典学问是分散性的（diffuse），来自更广泛的士人圈，包括明初金华士人；有时候，它又是科举考试课程的狭窄核心。“道学”作为一种道德哲学，为明代统治者和官员提供了为合法政治主权背书的概念、论述和信仰。至于“道学”的概念和信仰如何通过考试而成为教育实践和述行政治（performativepolitics），最终说了算的是皇帝，以及为他代言的官僚机构，而不是地方士人。
然而，孟子的政治理想主义还是存活了下来。皇权不可能彻底消除士人异议。1385 年殿试，面对朱元璋的策问，江西士人练子宁（1350–1402）给出了一个大胆无畏的回答。洪武皇帝的策问，重在强调他在建立明王朝时如何致力于尊奉古代模式。 练子宁则大胆地把治国不善归咎于皇帝本人。他指责皇帝制造了以古代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气候，结果背叛了皇帝想要付诸实践的圣王理想。在这样的政治旋风中，皇帝还怎能指望获得有能力的官员呢？
“陛下责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专也，然而报国之效，茫如抟风。⋯⋯ 以小善而遽进之，以小过而遽戮之，陛下求贤之急虽孜孜，而贤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为难，成之为尤难。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难矣，又岂忍以区区之小故，而即付于刀锯斧钺之地哉。⋯⋯ 又何必忍于杀戮，而后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练中丞金川集》，卷二，页一下至七上。）
大胆劝谏的练子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知道皇帝将会阅读这篇策答，于是借机表达自己的观点，表明古典的治国之道不是统治者的专利。朱元璋处决了数以千计谋求权力和涉嫌贪腐的官员，也许他在练子宁身上听到了一个廉洁士人的声音，而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官员。皇帝和他的考官们不但放过了练子宁，还擢他为殿试一甲第二名，授翰林修撰。不过，练子宁没有入职，而是返乡处理家事。后来，他与朱元璋继位者的冲突，以江西士人被血腥屠戮而告终。
1384 年的其他考试改变，还包括继承汉唐传统，将法律知识和公文写作纳入考试范围。如表1.1 所示，乡试和会试第二场，帝国考官侧重于公文写作：汉诏、唐诰、宋表。相关诏令还延续了唐宋考生登第后表达感谢的仪式。明清两代，状元要带领新科进士列队向皇帝呈上“谢表”，这是他们作为帝国官员所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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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1 可以看出（01哲学编按：图表请查阅原书），作文能力依然是明清时期精英社会地位的一个明显标志。联想到后来声名狼藉的“八股文”在“道学”中的中心地位时—八股文既是掌握“道学”内容所需的文学训练，又是应试文体—我们即可明白“道学”对唐宋诗赋的胜利多么的不彻底。明清考试文章明确以内容（“理”）和形式（“文”）作为衡文标准，但诗歌自始至终都是“文化人”/“文人”（man of culture）的标志。
被称为“判”的法律文题，常见于唐宋时期的专业考试。这种法律专业知识考试，侧重于刑法的两大领域：（1）规定性的行政法；（2）强制性的刑法。科举考生，应展示他们对法典条文具体内容的了解程度。 明初会试引入“判语”的这一改革，体现了响应洪武皇帝倡导“实学”（practical learning）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
如前所述，1372 年以后朱元璋取消了科举考试，因为他认为科举出身的官员缺乏实际锻炼。《大明律》初编于1373年，修订于1376 年，完成于1389 年。1381 年，朱元璋下令所有官学学生都要学习法律法规。从1384 到1643 年，明代乡试、会试第二场都要考法律条文。这个考试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的1756 年，才取消法律试题，改考唐宋律诗。
利用“道学”，朱元璋整合了晚期帝国的科举考试模式：（1）按照程朱道德哲学考“四书”、“五经”；（2）要求考生以古文形式写作行政文书，并掌握王朝法典；（3）策问时务。汉代的策问和中古时期的专业考试—时间上早于经义文的出现—随着程朱学说而复兴，所有这些都是1384–1757 年间每三次一次乡试和会试的固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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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1946年出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58年中国研究”荣休讲座教授、东亚系及历史系教授。著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等。